文革童年几件事儿，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金 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到七岁，正是即将进入学校的年龄。文革给
我的第一个深刻记忆就是：我好容易等到了七岁，可还是不能够上学。
上学是我幼年时最大的梦想。每次站在院里或者胡同里，看着比我大不了一
，两岁的男孩女孩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我都羡慕得不得了。小芸比我大两岁，
是我们院里年龄和我最接近的女孩，所以我和小芸便常常在一起玩耍。小芸喜欢
对我发号施令，而我又偏偏不喜欢听她的；她说东，我奔西，自然便出现了僵局
。每当这时小芸便努着她的鼻子问我：“你上学了吗？你上学了吗？你知道的多
还是我知道的多？”
此时我便觉得气短，但绝不会认输。“我还没到年龄呢。到了年龄我也上学
。”
更气时，小芸便甩手而去，临走时总要讥讽一句：“谁愿意跟你玩呀？连学
都没上。”
小芸的话无疑更激起了我对上学的渴望。我总是问我妈妈：“什么时候我也
能上学？”
“当你长到七岁的时候。”
从那一天起，我便一直盼望着我七岁的年龄。
１９６６年，我刚好七岁，正是应该入学的年龄，可是，我妈却告诉我学校
停课不招生了。好容易等到了七岁，却又不能够上学；我很是茫然困惑，难过自
怜了一番。我反复问我妈妈那明年还招不招生了？真害怕我从此会没有机会象那
些比我大的孩子们那样神气洋洋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没能上学的失望很快便被我对世界纷乱的惊奇所代替。我虽然不喑世事，却
也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大事。街上多了很多喇叭；每天都有一群一群的人，来来往
往地往墙上贴大字报和喊口号，令我甚为奇怪：为什么往日严肃平和的大人们忽
然间变得象孩子们一样疯疯颠颠的？
一天晚上，我爸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开始脱鞋，边脱边对我妈说：“真险呀
！我差点让红卫兵把我的皮鞋和裤子给剪了。我是绕小道回来的。街上乱透了。
到处都是红卫兵，见着穿瘦腿裤和尖皮鞋的就剪，见着烫发的也拦也剪。一个女
的被剃得一边有头发一边没头发，捂着自己的脑袋直哭。另一个女的直给红卫兵
跪着，央求红卫兵让她回家自己把头发剪了。可哪听呀，几个红卫兵上来，齐了
卡啦也把她给剪了。有一个男的的瘦腿裤被红卫兵一边一剪子，一直豁到了大胯
那儿。好家伙，他还说谢谢呢，跟穿了个女人的旗袍似的。后来他还骑上了自行
车，让风一吹，这教难看，两条大腿都露着。我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周围的人
说是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呢。我就跟着人群后边走呗。后来一看不对劲
，我没等那盯着我裤子的红卫兵发话，掉头骑起自行车就跑。一看我掉头骑车，
那个红卫兵才叫。我一拐把就钻进了旁边的小胡同，也亏我骑车技术高，几钻几
拐，后边就没有声了。”
“我把这鞋和裤子收起来吧，以后可别再穿了。”我妈说。
“收起来吧，收起来吧。不敢再穿了。”
我望着我爸爸脱下来了的红棕色尖牛皮鞋和黑色瘦腿裤，听着我妈对我爸的
劝告，便知道这世界上是不许穿尖皮鞋和瘦腿裤的。
第二天，我出去玩，发现周围女孩的头发都变成了齐耳的短发。看见我还留
着个马尾巴，几个女孩便指着她们自己的短头发对我说：“哎，小莉，你妈为什
么不给你剪头呀？你看我们都剪了。”我望着她们的短发，觉得真难看，便捂着
我的长头发跑回了家。
不想，一进家门，我妈就要剪我的头发。我说什么也不剪，便左躲右闪挣扎
着和她周旋。我妈连恐带吓，说如果我不剪便不能出去玩，因为红卫兵看见了就
会给我剪阴阳头；那样的话，所有的小朋友们都会笑话我。
“那也不剪。”我一边使劲推着她那拿着剪子的右手，一边带着哭腔地说。
我妈没有办法只好将剪子放下，无可奈何地说：“好，不剪甭剪，可你也别
出去了，否则红卫兵给你剪。”
“不出去，我也不剪。”我望着我妈，直到她把剪子放下，我才把双手从脑
袋上拿下来。
我自小头发就好，又黑又密，所以长得也长，因此我妈便给我梳了个长长的
马尾巴。我爸特别喜欢我的长头发，兴致来了也会给我梳头。而且每次他都会在
我高高梳起来的马尾巴上系上一条粉红色的绸带。长长的绸带被系成了一个大大
的蝴蝶结，紧紧地贴在我的马尾巴根部。每当我跑起来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得到
我头发的摆动。阳光好时我还会看见我地上的影子，那蝴蝶结会随着我头影的跳
动时隐时现。
为了不剪头发，我真地不再出去玩了。每当我不得不上厕所的时候，我便手
捂着头发，从家里向厕所飞快地跑去，解完手再飞快地跑回。这样持续了大约有
一个多星期，后来我实在寂寞不住了；隔着玻璃望着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我不得不对我妈让步：“妈，我不要长头发了，您把我头发剪了吧。”我的头
发保卫战便到此结束。
不能上学，贴满了大街小巷的大字报便成了我学习汉字的黑板。看见一个人
边写边喊：“打倒彭，罗，陆，杨！”我便知道了那些字是“打倒彭，罗，陆，
杨！”
每次和我妈上街，我都指着墙上的字，问我妈那些是什么意思？什么“砸烂
三家村，四家店！”啦；“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啦；逐渐地我便认识了
很多字。一天，我和我妈去商店，看见几个人正在往柜台上空的铁丝上挂一条刚
刚写好了的红布幅。新写上的字，墨汁还没干，在红红的底布上映着门外的阳光
透出一种幽深的莹绿，就象夜色中狼眼睛的颜色，显得格外的刺眼。我认识红布
上的头两个字是“炮打…”，便问我妈那后三个字是什么？从我妈那儿，我知道
了那红布条幅上写的是“炮打司令部”世界变得越来越乱了。大字报贴得满街满
巷；广播喇叭昼夜不停。革命口号喊得惊天动地，震耳欲聋：“革命无罪，造反
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布署！”
“……！！！”
当然了，这仅仅是开始。以后十年中，铺天盖地的革命口号喊得把人的耳朵
都磨出了茧子，以致我现在还有着“厌口号症”。一听见别人高喊口号，我就不
由自主地皱一下眉头；一看见口号式的文章，我边觉得浑身上下的不舒服。特别
是那些血喇喇的，充满了“流血牺牲…”“誓死捍卫…”语言的讲演和口号，尽
管是在叫人激动不已的漂亮名义下呐喊出来的，也叫我反感。至于一看见成千上
万的人聚在一起共喊着同一个口号，我便总觉得这事情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不过，这是后话了，还是回到我七，八岁的时候吧。
红卫兵们在到处抄家，寻找和摧毁一切所谓封资修的东西。看见那些被抄的
挨打受辱，所有底子潮的家（即出身不好的）都开始坐卧不安了。当时我们院住
着六家。第一家的陈大爷解放前曾是沈阳一家汽车公司的经理，后又带着全家飞
到北京为老板经营工厂，本是老板的高级雇员，解放后却被定为了资本家。第三
家也就是小芸家，解放前在青岛开皮货店，临解放前又把生意做到了北京。第四
家文革前不久刚刚搬到不远的另一条街去，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代，清朝八大王爷
之一的子孙。男主人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远郊老改，平时很少回家；女主人
则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名义上的经理。我们家解放前则主要是靠房租生活，并
开着一家旅店和一家洋车店。我不知道陈家和小芸家在家里摧毁了多少“封资修
”，只知道我们家把家里的丝绢挂画和有着古代画面的细软古瓷全都毁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星期天，天气特别得好，可以说是阳光灿烂吧。我
爸和我妈带着我们把家里折腾了个底儿朝天。一箱子的绢画一个一个地撕。什
么“三英战吕布”，“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娘教子”，“孟母迁居”，以
及花草鱼虫，狮子老虎的扔了一地。擀面杖似的画轴堆了一堆。我和弟弟便一人
手里拿着一个画轴，玩地主打穷人的游戏。箱子里的那些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
的细软瓷器也都被分门别类。凡是上面有古代故事的都不留；没有古代故事只有
图案的便往床底下藏。后来这些床底下的古瓷竟躲过了抄家。
那天最让我心疼的是我爸爸把一个我平时最喜欢的台灯一摔两半。那个台灯
是一个古代美女坐在一棵树下看书。她是那样的恬静高雅，穿着件低领宽袖，飘
飘欲仙的唐朝女服。我特别喜欢那个台灯，常常爬上子跪在上面，目不转睛地欣
赏那粉红灯罩下，坐在树下专注读书的粉面黑发美人。看着我爸把那已被摔成两
半的台灯扔到葡萄架下时，我的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我走到葡萄架下，把那两半
拣起来左对右对，想使那腰折了的美女恢复原状。我蹲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开，直
到我妈叫我把那台灯扔下，别再动她了，我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我手中那碎成两半
的台灯，站起来走回屋里。直到现在，一想起那美丽的台灯，我的心还在隐隐地
痛。那是我第一次体略到什么叫惋惜痛心：眼睁睁地看着一件你心爱的美丽事物
被摧毁。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初我们家该不该自己毁掉那么多东西。我爸爸当初的逻
辑是等红卫兵来给你毁就晚了；与其让红卫兵来毁，还不如自己先毁了呢。可难
道不正是这种绝大多数人的随波助流和向恶势力的无条件低头才使得红色恐怖瞬
间席卷中国吗？为什么明知道世界是错的还要迎合？迎合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是在
帮助维护这种制度，使恶势力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且先不说保护他人权力
，假如当时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敢与面对暴行保护自己权力的话，暴政还有
不有可能那样肆意横行？不要说四分之一了，恐怕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说来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忽然间能够产生的。它是多少年的日积月累，是一次
又一次政治斗争的继续，最后必然要达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象一个开起来
的汽车，没有制动系统；其结果一定是越开越快，最后车毁人亡。没有广大民众
多年来对暴政的支持，亿万人的随波助流，光毛自己是发动不了文化大革命的。
独裁者的产生必定有产生独裁者的土壤。假如当初中国多一些有骨气，有同情心
，有道德信仰的人，少一些推波助澜，投机取巧，落井下石的人，那么文化大革
命还会不会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和血肉横飞呢？
后来抄我们家的是我爸爸厂子里的工人，他们拿走了家里的全部书籍，放唱
机，冰鞋以及汽枪等物，但并没有动床底下的瓷器。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床底下
的瓷器是古瓷，以为是一般的瓷器呢？还是他们手下留情？总之，他们并没有象
红卫兵抄家那样，捅房顶，掘地板，他们也没有翻箱倒柜。家里基本上没有大动
，以致于后来几年，我们还可以靠卖一些箱子底儿的旧衣皮袄，家里的旧钟旧表
缓解家里的生活困难。尽管这些床底下的瓷器躲过了抄家，但大多也没有长寿。
不是被我们孩子上床下床碰坏了，就是我俩个弟弟抽嘎硌儿时，把嘎硌儿抽进了
床底下，被嘎硌儿撞坏了。记得有一次我们玩秤，秤砣从秤杆上滑下来，一下儿
就砸在了一个靠近床沿的雍正时期的大茶叶筒上。那个深紫明黄花色的大茶叶筒
顿时就被砸掉了一半。
与抄家共行的就是一个一个的批斗会。一日我见很多人都往南面那条大街上
跑，便也就随着很多孩子们一起跑了过去，只见街上有两，三辆大卡车正在从东
向西徐徐地开来。卡车上站着很多身穿白大褂和黑大褂的人。他们都弯着腰低着
头。每一个人的脑袋上都顶着一顶白纸糊的高筒尖帽，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
名。例如：刘ＸＸ，走资派；高Ｘ，反动技术权威；张ＸＸ，反党分子…。每个
名字上都打着大叉。他们周围站着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
左手拿喇叭，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一路振臂高呼；无非是些什么：“打倒…！
”“打倒…！”“…万岁！”“…万岁！”之类。
我站在路旁的人群中，仰头看着那些低着头，闭着眼，头带高帽，胸挂木牌
的人，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是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并夹杂着同情。
又有一天，胡同里的几个小孩叫我跟他们一起去看斗吴晗去。“哎，小莉，
我们去丁家庄去看斗吴晗去，你去不去？”
丁家庄在南边，我爷爷和三奶奶家就住在那儿。从我们家走路过去大约要十
多分钟，中间要穿过两条大马路。想到我妈给我的戒令是自己出去玩儿不得越过
南边的第一条大马路，我便对他们摇了摇头。
“我不去。”
“去吧，甭儿好玩儿。每天都有小孩儿去斗吴晗。你一喊：‘吴晗出来。’
吴晗就出来。你问他：‘吴晗，你有没有罪？’他就点头：‘我有罪，我有罪。
’真的，跟我们去吧？”小伙伴们对我又拉又扯，可我还是不愿意违犯我妈的戒
令。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姐姐忽然间讲起了她看斗吴晗的
事。她说她下午去看斗吴晗去了。一帮孩子在楼底下大叫：吴晗，你下来。吴晗
就下来了。然后，这些孩子就问：吴晗，你有没有罪？吴晗就说：我有罪，我有
罪。一帮孩子就说：大声点。吴晗就大声说：我有罪。孩子们说：你是不是反革
命？他就说：我是，我是。然后，一群孩子就说：好，你上楼去吧。吴晗就转身
上楼去了。等他刚上楼一会儿，孩子们又在楼底下叫：吴晗，你出来。他就又出
来了。这些孩子就又问他：你有没有罪？他就又说：我有罪，我有罪。好多小孩
儿都往他身上扔东西和啐吐沫。一个小孩儿喊：打倒吴晗。一帮小孩儿就跟着喊
：打倒吴晗。吴晗在中间低着头，……
“你扔东西和啐吐沫了没有？”听到这儿，我爸问我姐。
我姐望着我爸严厉的表情，楞了一下，诺诺地说：“没有。”
“你喊打倒吴晗了没有？”
“那儿有好多小孩儿呢。我只在旁边站着看着来着，我什么也没做。”
“以后不许你再去，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我爸又把脸转向我们另外几个孩子：“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谁也不许跟别
的孩子去斗吴晗，知道不？”我们都畏怯地点头。我爸对我妈说毛的焚书坑儒比
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天下午，我听见房后面人声噪杂，便爬上桌子隔着窗户玻璃向外看。我们
家的房子冲东朝西，座落在一个高坡上，比房子西边的地面大约高出有一房高，
所以尽管是平房，隔着后窗户看西边也就跟在二层楼上往外看一样。我们家后窗
户下面是一条大约有十米宽的宽胡同。这条由北向南的宽胡同在我们家后窗户南
边不远的地方就被一排房子堵住了。因此，我们家后窗户下面的这条宽胡同实际
上也就成了一个三面临房的空敞地。文革时，有的批斗会就在这块空敞地上举行
。
那天下午，当我爬上桌子顺着窗户向外看时，只见一群红卫兵正在斗一个老
头和老太太。老头和老太太大约有五，六十岁的样子。老头略有点发胖，是个秃
顶。光光的脑袋被阳光晒得油亮亮的。老太太人很削瘦，头发被剪得坑坑凹凹，
象狗啃的似的。俩个人各站在一个桌子上；周围的红卫兵中有几个人手中拿着皮
带和棍子。我刚刚爬上桌子，把头贴在窗户上，气还没怎么喘，就看见一个十五
，六岁的男红卫兵手中拿着一把锤子登上了老头桌子后面的子上。
“你交代不交代？”话音未落，他手中的锤子已敲在了老头的头上。只听“
砰”的一声，一股鲜血顿时从老头的右后脑勺上流了出来。老头晃了几晃，底儿
下的人立即叫道：“你老实点。”这时一个女红卫兵振臂高呼：“不交代就叫他
灭亡！”其他人也随着喊道：“不交代就叫他灭亡！”
老头仍然站在桌子上，血象一条小溪似的，从脑袋上一直流下来，流在脖子
上，又流在他的黑衣服上。这时老太太已跪在了桌子上；几个红卫兵在叫她站起
来。看着那流着血的脑袋，我觉得有些恶心要吐，心揪揪的，又有些害怕，便急
忙爬下了桌子。窗外还在吵吵喊喊，可我却不敢再爬上桌子去看。我不明白那个
男孩子为什么那样狠。我觉得那老头和老太太太可怜了。我不堪再听窗外面的打
骂声和口号声，便索兴跑出了家。来到院子里，听几个人正在议论，说那老头和
老太太是逃亡地主。红卫兵曾去他们家抄家去找“变天账”。
一直到晚上，我都不能忘记那老头流着鲜血的脑袋。第二天，胡同里的人说
那老头当天晚上就死了。又过了一天，人们说那老太太也死了。人去房空，很多
孩子都跑去看那地主和地主婆的房子。我很想知道“变天账”是什么样儿，就叫
上小芸和我一起也去看那地主的空房子。这对老夫妇住在我们胡同下坡儿西边的
一个院子里。两间朝南的北房门窗大开。我想地主家里一定是很讲究的，可进屋
一看，实在是家徒四壁；除了几条破凳子，破箱子，还有床上的点旧衣服外，什
么都没有。屋里一片狼籍；墙壁镐痕累累；地上被挖了一个大坑；房顶上被捅了
两个脸盆大的窟窿，仰头一看，蓝蓝的天空就在上面。我问小芸：“变天账在哪
儿？”
小芸又问屋里的另一个孩子：“你们见着变天账了吗？”
这时一个孩子说：“不知道藏在哪儿了？红卫兵都没找着。”
我好几天都不能摆脱那老头挨打的镜头。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便问我妈：
“妈，是地主就该打吗？”
我妈望了望我，犹豫了一下：“谁都不该打，打人是不对的。”
“那打人的红卫兵是好人吗？”
“打人的红卫兵在学校也不是好学生。好学生不打人。”
“是地主解放前老打穷人吗？”
“不是，很多地主都不打穷人。”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别到外面瞎说去
。我说的话你知道就行了。听见没？”
我小时候是个嘴极严的孩子，凡是家长不让我到外面说的话，我从不说，所
以我妈和我爸当着别的孩子面不说的话，却不怕当着我说。我非常感谢我妈在那
时候能跟我诚实地谈话。她虽然文化不高，却并不因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而改变最基本的人世间的是非标准。也许正是因为她是一个极普通的人，
没有任何野心，才使她更具有一个普通人的同情心和良心。当然了，也许是因为
她本身就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我后来才知道我姥爷曾就是一个逃亡地主，解放初
病死在监狱里。
记得上小学时，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去看电影《雷锋》。电影里有一段插曲，
叫做“唱支山歌儿给党听”。其曲调委婉动听，情意切切。我顿时喜欢上了那首
歌儿，便时常有事儿无事儿地都哼着那首歌儿。一日，我下午没课，便坐在家里
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首歌儿：唱支山歌儿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恩情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
我妈妈正在床上做棉衣。我想她一定对我所唱的歌儿早有反感，只是不好说
而已。听着我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始而复周地没完没了地唱着，她终于再也
忍不住了。当我再一次唱到“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时，她忽然不高
兴地说道：“难道敌人就该抽呀？”
我一下儿怔住了；脑子里顿时涌现出了那个颤微微地站在桌子上，血象小溪
一样从脑袋上流下来的老头。幸亏我妈的点悟，多少年之后，我忽然间领悟到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社会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是要夺取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地位——使自己成为
“剥削者”和“压迫者”。就象现在很多中国人反腐败，反特权那样，反的并不
是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而是为什么是你能够腐败？我却不能？你有特权
？我却没有？阿Ｑ革命要的是也能坐在赵四爷的子上，抽他赵四爷几鞭子。当然
了，这又是后话，让我们再回到六六，六七和六八年吧。
抄家批斗之火愈烧愈旺。一天，我哥回家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那天打死了一
个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兵的蹬三轮的工人。那个蹬三轮的工人是被皮带活活地抽
死的。“那帮红卫兵真狠；ＸＸ胡同的ＸＸ打得最欢。”
又一日，我哥哥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把我们院文革前不久搬走的第四家的阿
姨打得满地乱爬，浑身是血，连大小便都失禁了。在北京一般都叫大妈，大婶，
但由于第四家的女主人原是上海人，所以我们就都叫她阿姨。原来这阿姨解放前
曾有一个女人玩的克朗小手枪。刚一解放，她就把这小手枪上交给了政府，并写
了书面情况。当时政府只记下了这件事，也并没有对她怎么样。文革中，红卫兵
说她是特务，硬说她家里还有手枪，还说她们家曾有一面国民党旗。红卫兵让她
说出手抢和旗子的下落，她当然说不出。红卫兵就打，打昏了过去，又用凉水泼
。
我们院里小芸的爷爷奶奶家也被抄被斗了。小芸的爷爷，奶奶和小芸的大爷
，大妈住在一起，与小芸家隔着几条街。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有意让小芸家难
看，那天的批斗会刚好在我们胡同的南头举行。老头和老太太两个人被迫站在一
条细长的桌子上，颤颤微微的，听着底下人对他们大吼大叫。那天小芸家一整天
关着门，不见人进人出。第二天小芸站在她家门缝中，我冲她招手，要她出来和
我玩儿，可她却立即把门关上了，把身子缩了回去。
我们院里被整得最惨的则算是陈大爷家了。一天，陈大爷家来了很多人。他
们又喊口号又贴大字报，把陈大爷家翻了个乱七八糟。陈大爷时已被关在厂子里
，不能回家了。又过了些天，一帮人押着陈大爷回来了，还开来了一辆卡车。来
人向家人下命令，要陈大爷和陈大妈立即收拾东西，他们将即刻被无产阶级革命
群众谴送回东北农村老家。陈家有六个孩子。大女儿是教师；二女儿是技术员；
长子和三女正在上中学；二子和三子正在上小学。三子只比我大两岁，陈大妈舍
不得，便决定带他同行。几个大孩子静静地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和
小弟爬上了卡车。陈大妈一直在流泪，那帮人却时不时地勒令她快点。当他们坐
上车时，小儿子忽然间大哭起来并要下车：“妈，我不去农村…，妈我不去。”
陈大妈使劲搂着小儿子，也禁不住哭出声来：“明儿，听妈话，明儿，听妈
话…”
一阵儿马达声，卡车开始起动。陈大爷和陈大妈一个劲儿地向自己的几个孩
子挥手，载着哭声，卡车开出了胡同。
一年后，陈家的长子去了内蒙；两年后，三女又去了东北兵团。陈家的二子
后来在一次军事拉练时腿上生疮，又淌了脏水，一夜便发起高烧来。当时住在农
村，过了一天，带队的老师才将其送进医院。医生诊断是急性肾炎。待其被学校
老师送回家里时，其病已被耽误了；急性肾炎已转为了慢性肾炎。父母不在全靠
两个姐姐跑来跑去。为了给弟弟治病，大姐推掉了几次交男朋友的机会。两个姐
姐省吃简用，把钱都花在了弟弟的医药费上。在内蒙的长子和东北的三女也寄钱
回家给弟弟治病。两年后，二子病危，陈大妈从东北农村回家照顾儿子。一天夜
里，躺在床上的二子忽然对陈大妈说：“妈，我死了你别哭，也别难过。”陈大
妈立即喝住了他，可心里却象刀割了一样。就在那天黎明，二子告别了人世。
那天早晨，凄怆的哭声从陈家传出，一声一声的，夹在北京冬天那如刀割面
的寒风中，叫人好不凄惨。陈大妈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昏了过去。大姐也哭得泪
人一般，两个人搀着去上侧所，一下儿就昏倒在了侧所门外。从内蒙回家休冬假
的长子，一边哭喊着：“弟弟，我对不起你，我不该上次回家抽你一个嘴巴，我
不该呀…，我混蛋呀…”一边用自己的脑袋撞墙。小芸她妈和她姥姥，以及我妈
和我奶奶也一边劝着陈家的人一边流泪。
陈家父母被轰回老家去后，几个孩子过日子已经够惨的了，可还被人歧视。
有些以前曾跟陈家有过纠纷的，也趁机欺负人。街道居委会和警察时不常地半夜
三更地砸门，声称是查户口。小芸家和陈家一向最好，有时便在晚上天黑时，偷
偷地送些东西过去。我妈和我奶奶有时也趁天黑没人看见的时候端过去一瓢面或
一碗米什么的。
胡同里已经有人在传说我爷爷也被斗了。一天，一个邻居对我们家说丁家庄
那儿正在开批斗会斗我爷爷呢。几天后，又有一个邻居告诉我奶奶，说他在早上
上班时看见我爷爷挂着一个写着“资本家”的大木牌子在丁家庄那儿扫大街呢。
我爷爷原有三个老婆。我奶奶是正室；二奶奶无子，且早在解放以前就死了。解
放后，为了避免被控有重婚罪，他不得不在我奶奶和我三奶奶之间选一个。当时
，我奶奶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可我三奶奶的几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
，所以我爷爷便选择了比他小十七岁的我三奶奶，而与我奶奶离了婚。为此，我
爸爸和我姑姑一直对我爷爷耿耿于怀。
据说我老祖过世时，留下给我爷爷和二爷大约有四百多间房，一个客栈和一
个有着近百辆洋车的洋车场。当时我爷爷才二十五岁。年轻气旺守着一堆自己不
曾花过一分力气的财产，上面又没了关着他的人，他便开始吃喝玩乐起来。我爷
爷毕业于北京男四中，后来又上了中国医科大学。可他从小就厌文爱武；后来虽
然拿着医科大学的文凭，却从不行医，每天只是舞枪弄棒，摔跤练拳，要不就是
去广和听戏，去天桥听歌，或者是泡在老北京的澡堂子里，搓身擦背，然后披着
浴巾，躺在床上和朋友们聊天，而且开始往家里娶起小老婆来。
据我奶奶说，当时我爷爷和同仁堂掌柜家的大公子相识，而同仁堂家又和冯
玉祥将军往来密切。同仁堂家的大公子跟我爷爷说，冯玉祥曾告诉过他们共产党
可能会得天下；一旦共产党赢了，最好是别等共产党来，就自己把财产分了，千
万别舍不得财产。我爷爷本来就是个活分人，加上那财产又不是他挣的。所以没
等解放军进城，就自己把家里的一部分财产给分了。洋车厂的洋车是谁拉的归谁
。有些房子也是谁住的归谁。因此，待解放军进城时，家里只剩下了四十几间房
。加上我祖父平时又比较注意为人，没结下什么冤家对头，所以他只落得了个房
产主的成份，平平安安地过了关。至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共产党并没有对他怎么
样。也幸亏了我爷爷是个花花公子，那么吃喝玩乐，坐山吃空，没象我老祖那样
积累财产，否则的话，他的成分也就不仅是个房产主了。
小时候，我爷爷每隔个一，两个星期就来一趟我们家。也许是由于他还有他
自己嗷嗷待乳的，和我哥我姐年龄相差无几的亲儿亲女的原因，他并不象大多数
中国的爷爷奶奶那样对孙子孙女那么亲。我爸对我爷爷已有隔已久，所以有时便
出言不恭。我印象中的我爷爷身体特别健壮，走起路来永远是挺胸抬头的；一条
三寸宽的牛皮板儿带横系腰间。兴致好时，我爸和我爷爷会玩劈砖比赛。他们将
叠起来的几块砖头一掌击碎，看谁碎的砖头多。有时则穿上摔跤的褡裢在院里示
范给我哥和我弟弟几个摔跤的动作。后来有一次我惹恼了我大弟，他便把他学来
的大背胯用在了我身上。还没容我反应，他便一个大背胯将我撂在了地上。地上
有个火炉盖儿，刚好硌在我后脊梁骨上。当然，我则用凄惨的哭声给他告状。晚
上，我爸手里拿着皮带教训我弟弟：“难道我教你摔跤是叫你摔你姐姐的？”
我爷爷已有段时间没来了。听说他被揪被斗，挂着牌子扫街，我们家也没人
去那边看看。一日，我正在屋里玩儿，忽然隔着玻璃看见一个弯腰佗背，拄着个
棍儿的老头拐进了院门。老头走得很慢，颤微微的。当老头走到院中间时，我突
然发现那是我爷爷。我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个都六十岁了还能扛起一袋五十斤面
，抬脚就跑的爷爷。几个月没见，他已面目全非，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蓝工作服，
低着个头，摇摇晃晃地走着。
我爷爷走进家门，冲我奶奶“唉…”了一声，一屁股坐在八仙桌旁边的子上
，抓起桌子上盖子帘儿上的干面条和生白菜就吃。我奶奶一看见我爷爷这样，立
即就问是不是我三奶奶虐待他了，不给他饭吃。我爷爷并不答话，只是往嘴里塞
菜叶和干面条。我奶奶便骂起我三奶奶来：“好狠呀，这小娘们。我当初跟你说
什么来着，她是冲着你钱来的，你不听呀。小老婆没一个好东西，正经八板儿的
人会给人家去当小老婆吗？现在你老了没钱了，她就整治你了。她好狠呀，这小
娘们…”
受我爸爸影响，我姐姐进了家门，见我爷爷正在吃，端起盖子帘儿就想走。
“你干什么？”我奶奶对她喝道。我姐又把盖子帘儿放回到了桌子上。
我爷爷始终一声不响；待吃光了盖子帘儿上的东西，他便站起身来，转身走
出了家门。
晚上，我爸回家，我姐立即报告了我爷爷白天来家，见东西就吃的事儿。我
爸便说：“他是自做自受。他把钱都给他小老婆了。”他接着又对我们几个孩子
说：“以后你爷爷来轰他，别让他在这儿吃。”我当时模模糊糊地觉得我爸爸不
对，可出于怕他，又不敢说。
过了几天，我爷爷又来了，还是拄着那根棍儿，穿着那身脏工作服。他走过
我身边时，我轻轻地喊了声：“爷爷。”
我爷爷一进家门就又找吃的。家里只有我和我奶奶还有我两个弟弟在。因为
有了我爸的命令，两个弟弟便倚在里屋的门框上，一边笑一边对我爷爷说：“你
走，你走，别吃我们家东西。”
“我爸爸说了不让你在我们家吃饭。”俩个人推闪着屋门，小弟弟两手揪着
门两边的把手打起了便悠儿。“你看，连我们家的门都轰你了，它也说‘你走’
呢…”
我觉得喉咙发哽发酸，便走到大弟的身后，揪了揪他的衣服。“别轰爷爷，
别轰爷爷…”我喃喃地说。
“爸爸说的…”大弟扭过头，惊奇地对我说。我不敢说爸爸不对，只是继续
怯声地说：“别轰爷爷…”
这时，我奶奶忽然大哭起来：“天哪，你怎么就落到这种地步？你让我好伤
心呀。老了老，我要看这个？”她拿出手绢，呜呜地哭着。
“你走吧，你走吧…”她用手推着坐在她旁边的我爷爷。“我不要再见你，
我不要再见你了…，见你这样，我的心都碎了。”
“呜呜呜…”她一边用手绢撸着鼻子，一边哭着。
我爷爷坐在床上一声不吭，只是摇头。忽然，他对我奶奶说：“别哭了，我
受点苦没什么。我一辈子没受过苦，老了受这点苦不过分。”
我奶奶哭得更厉害了：“是呀，不过分，人都说‘有福不受老来贫’可瞧你
，年轻时吃喝玩乐，到老了却这样。我…，我没想到呀，我没想到，你我老了老
会过这种穷日子。”
“唉…，唉…，唉…，”我爷爷开始一声接一声地长吁短叹起来。
见我爷爷一声不吭，只是一声接一声地长叹气，我奶奶哭得更凶了。“你走
吧，你现在就走吧，你再也别来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奶奶一边哭一
边推着我爷爷的肩膀。
我爷爷没动。我奶奶站了起来。“你走，我叫你走，你现在就走。”
我爷爷望着我奶奶，然后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我走，我走好了。我现在
就走。”他开始挪步。“我走喽…”他象是自嘲又象是自言自语。“我走喽，我
再也不会再来喽。”
我爷爷走到里屋门旁时，冲着我两个弟弟无奈地摇了摇头。那时我的眼泪已
禁不住流了出来。我站在屋角，觉得嗓子哽辣哽辣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怯
怯地望着我爷爷颤颤悠悠地走出了我们家门。门外，北风呼啸，我心里在想我爸
爸的心好狠呀。
我爷爷刚一走出家门，我奶奶就嚎啕大哭起来。“老天爷呀，我作了什么孽
，你让我看这个。”
她又转向我弟弟，手指他们说：“好呀，好孙子呀！你们…，你爸，你爸…
，好儿子呀！你爸爸怎么能就教你们这个？”
那时我两个弟弟，一个五岁多，一个四岁多。我们长大以后，两个弟弟对此
事儿后悔不已。每次提及此事儿都说：“我们当初真不该呀。爷爷都那么惨了，
我们还轰他。”
我爷爷再也没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我奶奶见面。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那年他六十二岁。那是１９６８年初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在热被窝里睡得正
熟，突然一阵猛烈的砸门声将我们全家吵醒。我爸爸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对我
妈说：“爸爸死了，是小林，我刚刚梦见爸爸了。”那时正是零晨夜里三点多钟
。
在外屋睡觉的哥哥打开门，进来的果真是我爸爸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祖父和
我三奶奶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小林。“爸爸死了”小林叔对我爸爸说。我爸爸立即
穿上衣服和小林叔走了。
后来我爸爸说小林叔敲门时他正在梦中冲我爷爷喊叫。那是一条陌生而又非
常冷清的街道；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几支昏黄的路灯在冷风中摇曳着。我爸
走在街上，心中甚觉怪异，忽然听见一阵哭声，便循那哭声而去，只见我爷爷正
蹲在一个昏黄的路灯下哭泣。我爸便问我爷爷为什么在这儿，且又为何痛哭，我
爷爷不理不答，只抬头望了望我爸，便又埋下头痛哭起来。见我爷爷一句话不说
，只是一味地哭泣，我爸耐不住性子便对我爷爷发起脾气来，话刚喊出口，就被
小林叔的砸门声吵醒了。
记得第二天早晨，门外是厚厚的白雪。我将一团白棉花塞进我那已经露出右
脚大拇趾头的黑棉窝的鞋窟窿里，便跟着我妈妈，踏着厚厚的白雪到我爷爷和我
三奶奶家去了。白雪在我和我妈的脚下哧哧作响，我和我妈手牵着手一路无语。
那团白棉花很快便被我的右脚大拇指顶出了黑洞，那雪便从鞋窟窿里一点一点地
渗进鞋里。待到我三奶奶家门口时，我的整个右脚已全湿了。
一进门，我和我妈看见我爸爸正跪在我爷爷的床头前痛哭：“爸爸…，爸爸
…”
三奶奶家住着两间坐北朝南的房子。我爷爷就躺在东边里屋那间房里的一个
单人木板床上。木板床靠着屋子的东墙和南墙，我爷爷双目微闭，嘴唇微张，身
上穿的依然是那身脏兮兮的深兰色工作服，脚下蹬着一双黄绿色的工作球鞋。
我妈进屋后冲着坐在外屋床上的我三奶奶先叫了声：“三娘。”我也跟着叫
了声：“三奶奶。”然后，她便让我挨着个把那些姑姑，叔叔们叫了一遍。小叔
叔只比我大三岁，在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着，一边走着一边抹着鼻子哭泣，一会
儿走到里屋，到我爷爷床前摸一摸我爷爷的脚和身子和头，一会儿又退回到里屋
门口望着我爷爷的尸体哭泣。
三奶奶从床上坐起来，陪着我妈去看我爷爷。我也很想看看我爷爷，便跟着
她们走进了里屋。到了我爷爷床边，我妈也开始哭起来。我本来一进屋时就想哭
，此时见我妈哭了，便也就哭了起来。三奶奶见了，便一把将我搂入怀中，一边
搂着一边冲着我妈叫道：“别哭了，你快别哭了，看把孩子吓着。”三奶奶领着
我的手把我带到外屋，然后坐在床上把我拉进她的两个膝盖中间，双手搂着我的
后腰。一边搂着一边哄着：“不哭，不哭…，好孩子，不哭。听三奶奶的话。”
我妈见状，忙从里屋走了出来，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我说：“小莉不哭，妈
不哭了，小莉也不哭。”
那时我真不希望她们劝我，我只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我根本就不是吓哭的
，而是我自己从心里想哭，我从心里觉得我的爷爷太惨了。可是三奶奶和我妈却
一个劲儿地哄我，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哭下去。虽然我止住了哭声，可却觉得嗓子
里梗梗的。
我爸依然跪在里屋我爷爷的床前哭泣，这时一直坐在外屋床上低头垂泪的玲
姑姑突然冲着里屋的我爸叫道：“你别哭了，你好好想想，你对得起爸爸吗？”
我爸听了，顿时止住了哭声，从地上爬起来，径直走到外屋，对着玲姑姑叫
道：“我对不起爸爸，可你问问爸爸对得起我吗？”
三奶奶见状连忙劝阻自己的女儿：“行了，别说了，净说些废话，人都死了
还说这些干什么。”
“爸爸怎么对不起你了？”玲姑姑扬起她那张俊美的泪脸，冲着我爸气愤地
说。
“他怎么对得起我了？他要对得起我，他就不会再弄这一家子了。”接着我
爸又提高了嗓门：“他对不得起我，他对不起我娘。”
“说这些废话干吗？说它干吗？都什么时候了？还吵架？”我妈急忙劝阻我
爸：“行了，行了，别说了。”
我爸，我奶奶和我姑姑跟我三奶奶一家的恨和矛盾竟然是那样的大，那恨和
矛盾都不能因为这痛苦的生死离别而缓和。爷爷死后，我们家同三奶奶一家从此
断了往来。一直到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爸和从新疆退休回京的凤姑姑在北京的
一家公园里兄妹相认，我爸才知道这些年他那些同父异母弟妹们的情况。
那天早晨，我爸在公园里跳完舞正准备回家，忽然一位妇女走向前来。“嗨
…，”她有些慌张，一边说一边挡住了我爸的去路：“你叫XXX吧？”她笑着说
。
“对呀。”我爸莫名其妙。
“那你认识我吗？”
我爸上下打量她一遍，然后摇了摇头。
“仔细看看。”
我爸又把她上下打量了一遍。“不认识。”我爸茫然地说。
那妇女的眼睛有点湿润，嗓子有些哽咽地说：“再好好看看，好好想想。”
我爸如堕五里云雾之中，望着她还是摇头。
这时那妇女的眼睛里已经盈满了泪水。她用双手板住我爸的肩膀，把自己的
脸伸向我爸面前，哽咽地说：“仔细看看吧，我的哥哥，你难道连你的妹妹都认
不出来了呢？我是凤，你的亲妹妹呀。”
如同五雷轰顶，我爸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拉过那妇女的双手，紧紧地握着：
“凤，你是凤？是你呀，我怎么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认不出了呢？”两个人你拉着
我的手，我拉着你的手，半晌不肯分开。凤姑姑六十年代初和丈夫一起去新疆，
到现在兄妹俩已经三十多年没见了。我爸问起三奶奶和其他的弟弟妹妹们，得知
三奶奶去世已有二十年了，所有弟妹们都已结婚生子，只是玲姑姑在十年前因心
脏病逝世了。
凤姑姑说她已经跟踪我爸好长一段时间了。她说她刚从新疆回来没有多久，
住在小叔叔家，每天早晨到这公园里来散步。一日她走到人们跳舞的地方观看人
们跳舞，突然在跳舞的人群中，发现一个和我爷爷相貌极为相似的人。她一下惊
呆了，站在那儿半晌不肯离去，愈看愈觉得那人像我爷爷。跳舞的人都走了，那
老头又开始滑旱冰，那一举一动实在是太象我爷爷了。从此以后，凤姑姑每天必
要到这公园里来看我爸跳舞，滑旱冰，心中猜测着这老头是不是就是她的同父异
母的兄长。她看的时间越长，越觉得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她的哥哥。可是她还是不
敢上前认人，怕万一不是，让人家笑话。
这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待跳舞结束后，便手指着我爸，向一位从里面走出来
的人问道：“劳驾，请问，您知道那老头姓什么吗？”
那人回头望了望我爸，然后答道：“姓X。”
这下凤姑姑确定了：没错，那人定是她三十多年没见的哥哥。于是，她便向
我爸走去，以后便发生了上面那场兄妹相认的一幕。
那天晚上，凤姑姑带着她弟弟妹妹各家的人们，一共十六口，浩浩荡荡地走
进我们家门。我们全家人也早已备齐，一起在家中恭候着。大家见了面，又哭又
笑，又推又搡，说不尽的酸甜苦辣，和过去那些年的辛酸以及文革中的苦难生活
。我爸和他的兄弟妹妹们一起发誓：他们都是我老祖的后代，血液里都流着我爷
爷的血，从今以后决不会再断绝往来了。几十年前的怨恨终于被划上了句号。
我爷爷没死几个月，我爸爸就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了出来。文革
刚开始时，我爸爸很警惕。后来看到到处都在批判当权派，他便也兴奋起来。一
天晚上，他一反他一直不满毛和共产党的态度，忽然说了一句：“毛主席英明呀
。”
我当时虽小，心中已莫名其妙地怨恨起毛来。我觉得就是他闹的，使得世界
这么乱；这也打倒，那也打倒，谁都是坏人，怎么就他一个人是好人呀？忽听我
爸这么说，我很奇怪，心中便想也许我是错了。当时我爸天真地以为毛领导下的
共产党现在也要让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说话和当家作主了。不久，他就加入了
造反派。
他和厂里几个出身不好的想撬开档案柜把自己的档案烧了。当然了，他们不
可能得逞。很快，他们几个就分别被打成了“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
务”，“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分子”。
那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爸还没回来；我和我姐正在胡同南头的一个院里看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突然，胡同外面有一大群人向北跑去。我姐最爱看
热闹，立即说又有抄家的了，便马上拉着我的手也随着人群跑去。当我发现这一
群一群的人正跑向我们院时，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感觉。我紧紧地拉着我
姐的手，踉踉跄跄地随着人群走进院里。
院子里已挤满了人，人群一直挤到我们家门口。我和我姐走进家门，看见屋
子来了我爸厂子里的好几个人。我爸在中间低头站着；那些人在翻东西。看见我
和我姐进来，不知道我爸是不愿意让他的女儿看见他这样没有尊严呢？还是仅仅
是偶然，只见他忽然抬起头笑着对我妈说：“你去给大伙儿沏点水…”话还没有
说完，一个人就对我爸大声吼道：“老实点，不许你乱说乱动。”另一个人说：
“你把头低下。”上来就给了我爸脑袋一巴掌，并把我爸的脑袋按了下去。
我姐看到院子里那么多人，便跑出去说：“去去去，看什么看？”我知道事
情不妙，便在后边拉我姐的衣服。我妈一个箭步冲出来，一把抓住我姐的胳膊说
：“别瞎说，快回屋去。”
来的人让我妈给我爸收拾铺盖，并到门口刷了几张大字报，然后把我们家的
书，放唱机，我爸的汽枪和冰鞋弄在一起，押着我爸走了。第二天，厂子里又来
了几个人，又糊了几张大字报。街道让我妈表明立场，不得已，我妈也给我爸写
了一张大字报。我爸这一去就去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被下放到车间劳动，开
始了每天早晨六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的生活；常常在我们孩子还没有睁眼的时
候他就走了，到我们都入睡了他还没有回来。这种生活一直到１９７２年才真正
地结束。
我不知道厂子里是怎么斗我爸的；我爸也从来不说。有时我便偷偷地装睡，
等着我爸回家，好偷听我妈和我爸的谈话。一天晚上我爸回来后，我爸和我妈又
在谈我爸的事。
我妈问我爸：“今天他们又打你了没有？”
“没怎么打，只打了几下儿。”
“拿什么打的？”
“带钉子的木板儿。”
“我看看。”
我正躺在床上装睡，听到此便偷偷地睁看了眼睛向我爸和我妈的大床看去。
我看见我爸的后背上有很多血点和血痂。
那时我神经紧张极了。每次听说有自杀的或看见自杀者的尸体，我都惊恐万
分，唯恐我妈和我爸也走这条路。我那时九岁，却时常在恶梦中惊醒。
一日我们在操场上开大会。大会散后，小学生们刚要拿着小板凳回家，忽然
一声凄厉的火车长鸣划破了长空。“压死人了。”有人高喊了一声。所有小学生
都朝着操场后面的火车道跑去。自文革以来，有很多人在我们学校后面的火车道
上卧轨自杀；每次听到那凄厉的长鸣，我们就知道又有人自杀了。当我夹在孩子
群中走近出事地点时，我看到的是一个人首分离，血肉模糊的景象。死者的脑袋
是从脖子根处被压断的；脸面朝下，头发向钢丝那样直楞楞地立着。身子下身被
火车挤出了一些粪便。那人穿着一身洗得略发白的蓝色工作服；铁道旁的自行车
后座上夹着一件黄绿色的雨衣。
我盯着那件黄绿色的雨衣，突然想到我爸爸也有一件这样的雨衣。再看那工
作服，又想到我爸也有一套洗得略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我的心咚的一声，一下子
提到了桑子眼。我急忙向那脑袋看去，越看越觉得象我爸的脑袋。脑子里嗡的一
声；我急忙转过身，飞快地向家跑去。
刚一进家门，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对我妈说火车道那儿有一个人自杀了，
穿着一身我爸那样的工作服，后车架上的雨衣也特别象我爸的那个雨衣。我让我
妈赶紧给我爸厂子打电话，看我爸在不在？
“别瞎说，不是你爸；你爸在厂子上班呢。”
我一下儿哭出声来。“您怎么知道？我爸可能偷偷从厂子里跑出来了。您赶
紧给我爸厂子打电话。”
我妈并不为我所动。“你爸为什么要自杀？你爸不会自杀的。我知道你爸。
”
“我什么我爸就不会自杀？他天天挨斗，还挨打。”
我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你爸挨打？”
“我听见您和我爸说话了。我还看见了我爸后背的血印儿了。”
“你晚上没睡觉偷听我们说话来着，是不是？”
我开始大声地哭，并开始跺脚。“给我爸打电话，您给我爸打电话…”
我妈被我折腾得无奈，只好说：“好，好，给你爸厂子打电话。”
怕我妈骗我，我坚持要跟我妈一块去。当我知道我爸在厂子时，我结束了我
的歇斯底里。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吃不下去饭。一看饭碗，就想吐；脑子里怎么也摆脱不
掉那脑袋和血肉模糊的脖腔子。出乎意料，那天我爸早回了家。我爸知道了我的
事，便拍着他的脑袋，笑着对我说：“怎么，你看爸的脑袋象那人的脑袋？”
接着他又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别担心，爸爸告诉你，你爸爸永远也不会自
杀的。”
我爸爸的这句承诺在当时不知道减去了我多少负担。
我爸被揪出来没几个月我哥哥便到内蒙去插队去了。他走的那天，不知道是
我爸的公休日还是厂子里特别开了善心，反正我爸得以和我姐一起去北京站厂送
他。那是秋日的傍晚，我妈一边给我哥烙饼一边流泪。目送我爸和我姐拿着我哥
的东西和我哥一起走出了胡同，我和我妈妈才返回家。我妈回到屋里，我和她说
话她也不理。后来她坐在床上又开始抹眼泪，我问她，她说：“你哥到内蒙去了
。”
大约有晚上十点钟了，我爸和我姐才从火车站回来。我爸爸进屋后，和我妈
说了一些在火车站送行的情况，然后便坐在八仙桌旁的子上不说话了。过了一会
儿，他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哭得是那样的伤心，简直就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我爸哭。我很害怕，不知道如何是好，便站在墙角
一声也不敢吭。我爸重男轻女，五个孩子中他最偏疼我哥，而最不待见的就是我
了。几个孩子中别的孩子不能做的事儿，我哥可以；而别的孩子身上他能够容忍
的事儿，放在我身上就不行了。在我哥插队的七年中，有好几次我爸曾在喝完酒
后便呜呜地哭，说我哥一个人在内蒙过苦日子，说他想我哥。我爸说１９６８年
是他最倒霉的一年。那一年，他丧失了父亲，离别了儿子，自己又被揪了出来。
自我爸出事儿以后，家里深更半夜的便常有革命群众和人民警察敲门，声称
是查户口。我自尊心很强，便不怎么跟周围的小孩儿玩了；我怕，也不愿意让别
人欺负我。那时我已上了小学。一些街道的小孩儿把我们家的事传到了学校，有
些孩子便骂我“国民党残渣余孽”（所谓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只不过是在他上
中学时曾经参加过一次国民党三青团的会议而已）。如果我上学去早了，我就一
个人在学校外面站着，待打铃时再跑进教室。等下课铃刚一打，我再马上跑出来
。一日放学，老师刚喊完“解散”，我就跑，不想却被后面的一个男生拽住了。
他说：“反革命狗崽子”并顺势推了我一把。我刚要挣脱，却又被另一个男孩儿
拽住了：“国民党残渣余孽”他张口就往我身上啐了一口痰。望着裤子上那粘乎
乎的痰，我忍无可忍，便回手给了他一拳。立即有三，四个男孩扑了过来；不到
一分钟，我身上挨了好几脚和好几拳外加上好几口吐沫。
我倒在了地上，但很快便爬了起来。我知道我不能敌过他们，便抓住了其中
一个。不管那几个人怎么打我，我只对准了我抓着的那个使劲儿地踢。那天，我
穿的是一双棕色牛皮鞋，那个男孩便叫了起来。这时一个老太太正好路过，便对
着几个男孩儿喊着：“喂，你们怎么好几个男孩子欺负一个女孩子？”几个男孩
儿便跑了；我也松手了我手中的男孩儿。
“快把身上掸掸，回家吧。”老太太慈祥地对我说。
我掸掉身上的土，又走到一个水管子那儿洗掉了衣服上的吐沫和粘痰，然后
我就在外面转。等到衣服上的湿印乾了，我便走回了家。
那时最让我难过的就是看我俩个弟弟受大男孩的欺负。我俩个弟弟那时太小
，还不知道世事。他们又离不开小伙伴，所以总喜欢跟别人玩。有时就被别人欺
负。每次见我弟弟被人欺负，我都气得不行。有两次竟和比我大的男孩子交手，
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以后，我便对弟弟发火，说他们没出息，为什么明知道别
人要欺负他们，还跟别人玩儿？
记得后来我爸被解放，当他拿回文革期间被扣发的奖金和部分工资时，我们
全家都欢欣鼓舞。当时我禁不住说道：“活着就是胜利。”我爸听了，感慨万分
。他说：“幸亏你舅舅当时没自杀。”
听我奶奶说，文革时当我舅舅得知他将被轰回农村老家时，他曾动过自杀的
念头。他跑到一座楼顶上徘徊了半天；抽的烟头满地都是。他之所以没有下了决
心，是因为他舍不得他那一双还不到五岁的儿女。
（后话：文革是中国人全民参加的一场运动，是人性恶的一场大暴露。除了
地富反坏右等那些被长期管制的对象，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极少数人外，每一个
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和推动了这场运动。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因此，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反思。文革过后，我曾跟我爸争论。我说他并不是纯粹的受
害者。他也曾给党委贴过大字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运动的参加者，他
也帮助推动了这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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