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歧视--德意志意识形态?

 

  六十年代初,当外籍工人人数攀达第一百万人次时,西德政府特地向那幸运
的第一百万号,一个希腊人,赠送了一辆摩托车,以表示对外国人的欢迎与鼓励。

  89年秋,当匈牙利决定开放与奥地利之间的边境时,数十万东德难民蜂拥而
至。这时,无论匈牙利或奥地利政府,均没有像意大利政府对待阿尔巴尼亚难民
那样地,以不接受经济难民为由,粗暴地将其遣送回国。随后,也就因为难民潮
所造成的冲击,逼使东德政府进行改革,并导致了东、西德的统一。

  91年9月下旬,在德国萨克森州(前属东德)霍也斯维达市,一个难民营遭一
群暴民用石头、棍棒、汽油弹连续围攻长达五日之久,该州政府非但不出动警察
力量加以制止和惩治肇事者,反下令将减少难民人数。自此之后,全国各地的极
右派分子,就像受到鼓励和命令的獒犬似地,向各地难民营和外国人集聚区凶猛
扑去,情况之恶劣与悲惨,让人忆及1938年在希特勒指使之下所导致的犹太人受
袭的“琉璃之夜”(Kristallnacht,住宅、商店玻璃尽遭打碎)。

  91年10月下旬,德国政界热烈讨论有关两百万苏联籍德人的处境与前途。尽
管这批移居他乡数百年的“同胞”还没提出返归德国的要求,执政党却已积极地
对这批“潜在的基民党选民”表示热烈的欢迎。

  把上述事件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德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非但先后不一,同
时,当前高涨的仇外情绪也直接受官方政策影响。除此之外,德意志民族根深蒂
固的仇外个性(Xenophobia)还让人怀疑,是否可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作一历史
性探讨与分析。

  历史上,民族间弱肉强食的例子虽然比比皆是,但把这种“动物现象”赋以
理论依据,却是十六世纪殖民主义以来的新生事物。种族主义的理论家们固然遍
及欧洲各地,却以“以日耳曼血统为自豪者”占绝大多数,后再经德意志人的具
体实践和发扬光大,我们大可把这种种族优劣论称为一种“德意志意识形态”。

  如把视野扩大到两百万年前,即人猿演进到猿人(能人)时代,我们可发现,
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原始祖先,均来自非洲大陆的东部。其后,经过漫长的发展,
大约在一万年前,首先在闪族(包括犹太人)的老家--近东,脱离了茹毛饮血
的原始状态,进入初步掌握农业技术的新石器时代。公元二世纪左右,当罗马人
在地中海东岸文化影响之下建立了大帝国之时,刚摆脱动物气息的日耳曼人的第
一件“文明差事”,便是替罗马人充当仆役(即今天所谓的“外籍工人”)和雇
佣兵。及至这批学会兵术的野蛮人喧宾夺主地征服了罗马帝国之后,便造成了基
督教文明史上长达七世纪的黑暗时期。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当殖民主义已瓜分了
全世界之后,德意志人才逐渐从仿造英、法的先进工业产品、四处兜售膺品和开
拓殖民地开始,与邻近的帝国竞争一席之地,其结果却招致了两次大战战败的羞
辱。严格说来,德意志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如能从1500年马丁路德的新教革
命算起,也至多不过短短五百年。显然地,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里,片面突出、
夸大某一群体、民族在某一瞬间的优异表现,实在是穷极无聊的尝试。然不幸这
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作法,不仅在历史学上时有出现,同时也使人
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再三受到曲解,较常见的手法,大致如下:

  一.刻意地从无以数计的基因中挑选少数几种,以证明白种人先天上优于有
色人种,而同时却对有色人种较优的几种基因绝口不提;

  二.强调白种人的身材高大、做事积极,但却忽略非洲尼罗河黑人的身材要
更加高大,同时个子矮小的民族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不只是身材较前代为高,
体能方面也有显著的改善;

  三.在武断地宣称长头型白种人更加进化之时,却对黄种人具有更大脑量的
事实加以回避,除此又无法解释某些黑人头型远较白人为长的“矛盾”现象;

  四.突出白人智商更高时,却忘记了智商所测验的大多是白人生活环境中较
熟悉的问题,此外,智商所表现的是技能而非智力,且技能可在短期训练之后显
著获得提高;

  五.人类学家一般认为,越脱离人猿状态、越细致和“不具棱角”的体格面
貌,越能表现出进化的先与后。许多种族歧视者无奈地发现,白种人无论在胡须、
体毛、前额、下巴、皮肤嫩细方面均显不出任何优势,于是,便蛮不讲理地认定
肤色为唯一“优越依据”。这时,医学常识却告诉白人,阳光接触太少会导致维
他命D的缺乏和软骨玻因此,白人群集南方烈日下进行曝晒的举止,似乎又间接说
明,对白色之偏好不只具有主观性,同时也不一定代表健康。

  谈及此,不难理解,凡坚持上述偏见者,多属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自尊心
偏低的一群。他们一旦把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付诸于积极实践,便很容易让人勾
划出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可怕形象,而当今种族主义者的先锋队----光头
帮(Skinheads),就恰好是一批构成欧、美社会最低层,且符合该形象的流氓无产
阶级。

  根据社会学家的调查,“光头帮”成员多来自“破碎家庭”(kaputteFamili
e),他们自小得不到家庭温暖,对吵骂、体罚、殴斗更是习以为常。及至少年岁
月,不是辍学流浪,便是在校滋事生非。在社会上,唯有把他人打倒在地,才能
使自卑心理获得一时的快意和满足,而其侵犯对象,既可能是处境不利、易于受
害的弱者(如难民),也可能是同一组织所属成员;其肇事场合既可能是足球场,
也可能是难民营;其犯罪原因,既可能是某队输了两分球,也可能是多喝或少喝
了一口啤酒;其发作时间,既可能是还不存在难民问题的昨天,也可能是外国人
完全净化后的明天。

  至于东德人民为何突然一扯国际主义面具,甘为“光头帮”充当边鼓手呢?西
德政客一致把责任推到前共产政权身上,并指责其教育政策的失败。实际上,根
本的原因在于,东德人民于统一前较外籍工人处于更优越地位,因此无有任何激
化仇外情绪的直接原因;而统一之后,东德人民遽然沦为长期失业、靠救济金渡
日的二等公民,在唯恐有限救济资源为难民所争食的心理作祟下,无奈地向“外
来者”发出了怒吼。

  如前所述,德意志民族之所以拒外、仇外,具有长期之历史原因,尽管当今
之绝大多数人均不认为该为纳粹政权所犯下的罪行担负任何“集体责任”,然若
非取得多数人民的默许,以至于积极的配合(告密、检举、监视等等),纳粹当
局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消灭六百多万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还不包括苏联在战争中
所牺牲的一千六百万军民和其他被侵国家的牺牲者)。自霍也斯维达市袭击难民
营事件后,尽管全国各地均有个别人士挺身出来,谴责暴力行为,甚至自动组织
起来在各个难民营前站岗维护安全,然无可否认,同样规模的暴力事件在欧洲其
他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且在远没达到该严重程度前,便早已引起公愤和促使数
百万民众上街示威抗议,更不容争辩的是,该事件之后所进行的民意测验揭示,
德国民众无论东西,排外情绪反倒更加高涨,各政党所提出之“外国人政策”也
更加激烈和无情。

  所谓“外国人问题”,就德国范围而言,不外指外籍工人和难民人数的多寡
问题。前者为二次大战后,陆续由邻近国家招募的外籍工人,其中以南欧人、南
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占绝大多数。外籍工人的处境一向是“最后受聘、最先解雇”、
“义务不少而权利受限”、“劳动强度大而工资低”。失业率一旦提高,本意味
着经济策略有所失误,并导致外籍工人所占之失业人数比例更大的结果,该负责
任者应首推决策人员,而非外籍工人。然目前的情况却是,决策人员非但不自我
检讨,反大张旗鼓地把外籍工人问题作为选战议题来转移目标、蛊惑人心和从中
渔利(争取选票)。这种用心实不可谓之不毒,尤其是考虑到,无论是过去、目
前以至于将来,仍有藉外籍工人之力发展经济的客观需要。

  针对此一问题,少数宗教界人士本着基督教传统博爱精神(非德意志精神),
再三提出警告;另有少数“世界公民”倾向者(非德意志精神,其中包括左派、
绿党和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也提出应模仿美、加传统移民国家,建立一个多
元文化社会(multikulturell)的建议。他们认为,德国当局应及早厘订移民政策,
具体规定移民人数和条件,并给予国内各个民族文化同等待遇。执政党对此自然
持反对意见,认为德国非传统移民国,而系以德意志文化为主形成的民族国家,
因此,对外国人所期许的是,融合于以德意志文化为中心的德国社会。

  如单从理论加以观察,似乎各有各的道理,无可非议,然如对其当局的一贯
做法加以探讨,则不难发现,所谓的“融合政策”实际上是瞎话一句:一方面,
德国的入籍政策一向为欧洲最严,获批准入籍人数始终最少;二方面,各外事当
局的一贯目标是,不给予外国人在德国做长远计划的机会。举例而言,外国人(
当然主要是指共市和白种人之外的有色人种)的居留签证上均注明有“居留签证
仅在某大学(甚至某系)学习期间有效”,或“在某地某公司(甚至某个工种)
服务期间有效”。换言之,当局(往往是一个甚至高中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随
时可在某外国人“轻举妄动”时撤消其居留签证,即便是该规定并不一定每次严
格执行。这种违反学习自由、迁居自由和转业自由--基本人权的作法,据说还
是抄袭自纳粹时代的排犹措施,它自觉、公然又很德意志式地给外籍人士造成不
便、不安和痛苦。

  在纳粹分子统治期间,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为避免政治迫害而在其他国家受到
庇护。鉴于此,战后西德宪法明文规定,向政治难民提供庇护。近年来,提出政
治庇护理由要求入境的人数与日俱增,其中以土耳其、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人占
绝大多数。德国政府为鉴别这批难民的真正动机(政治或经济)就得投入大量工
作人员,除此,为安排这二十万人(1990年的数字)的接待和出路,也增加了国
库的额外支出。为摆脱该负担,执政党建议修改宪法,目标在于把某些国家列为
不存在政治迫害的“民主国家”,这样,就可一概地排斥来自这些国家的难民于
大门之外。这种策略的矛盾明显在于,只有在政治迫害客观存在的社会里,才会
有大批人士对经济现状感到更加无以忍受和悲观,以致决定藉“政治迫害”的名
义,向第三国申请政治庇护。如果武断地将这些国家定为“民主国家”,则无异
于鼓励政治迫害和制造更多的真正的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为彻底解决该问题,
唯有向法西斯政权施加压力,使得当地空气趋向更加自由,使人们精神更加舒畅,
对前途更具信心和更加愿意留在家乡从事建设。

  自由、民主制度费时、费力和费钱早已是众所周知,然为了避免独裁政治的
弊端,文明社会均自觉地愿意支付这些昂贵的代价。自由、民主同时又是人类社
会发展至今的最高总结,而不是某特殊民族的属性,如果一个民族刚刚突破了重
重障碍取得了自由、民主和统一,但却转而运用暴力对付流离失所的外来求助者,
则只能说明,该民族起码在个性上还带有许多与文明时代隔隔不入的缺陷。

  1991年10月于奥地利维也纳
    《欧华》9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