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到“回避事实的事实”
           -写在维也纳首度举行的安乐死国际研讨会之后-


    长久以来,一般人对德国纳粹当局于二战期间在集中营筛选老弱 
病孺并加以消灭的这段历史并不陌生,纳粹医生拿集中营的活人与死
人进行医学实验的事实也大体上是家喻户晓。至于医学界,尤其是整
个精神病学界曾与纳粹当局的种族净化政策积极配合,战后又基本上
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的事实,却是直到八十年代才陆续为人所揭发。 

		奥地利的创举

    1月29至30日,奥地利维也纳市规模最大的精神病院 
(Baumgartner Hoehe)在该国总理与卫生部长的赞助下,在精神病院的
剧院内举办了以“纳粹主义者在维也纳市进行安乐死的历史”为题的
国际研讨会。应邀发言者不仅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与奥地利的
专家学者,同时还包括几位幸存的受害者、受害者的亲属。除此之外,
会上还朗读了几封精神病院的儿童病人在受害之前对病院的不人道待
遇进行控诉的信函。

    尽管此次会议为有关议题的第一次国际讨论会,但是在主办人的 
精心筹划下,会上不只是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调研报告,同时多达
四百人的听众群里也几乎把该国的精神病学界的菁英一网打尽。尤其
感人的是,当辩论展开时,甚至还有貌似痴呆的残疾人士参与其中,
由是深深让人体会到,所谓的“生存价值”,不过是个取得发展机会
与否的结果。在适当的关怀、照顾与教育下,当年纳粹分子眼下理当
消灭的“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完全可以拿出优于纳粹分子的成绩和表 
现。 

		安乐死的历史背景

    经若干发言人指出,早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当德国医学家在非洲 
进行研究时,便曾作出过“不应当把宝贵资源浪费在低等人的身上”
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低等人”包括有色人种、吉普赛人、犹太人、
欧洲黑人等等。1935年,希特勒也曾明确表示过,为了维护德意志
民族的健康与优良体质,应当对精神病患与不具劳动能力的遗传病患
“赐以安乐死”。而后又有人提出一笔“消灭七万名病患,可每年节
省相当1300万公斤肉的食物”的经济帐。因此早在1939年,当德国
还没出现粮食危机时,德国政府已作出了“排除不健康分子”的决定。 

		安乐死的执行过程

    1939年8月18日,德国政府向全国有关机构发布了一项通告,即 
所有医生与助产士在接触到三岁以下(几年后提高到17岁)的畸形儿
童时(如蒙古痴呆症、小头畸形、水脑、弱智、残障),必须填写一份
调查表,并将该表格送交柏林当局。柏林当局所指派的三名专家则无
需进一步核证,仅凭对该份表格的评估,便可作出将这些病患儿童遣 
送至何处,并且是否将其“处理掉”的决定。

    通过这种方式,散布全国的三十所精神病院,包括主持此次会 
议的维也纳精神病院,先后用拒给食物、下毒药等办法,将5000名
以上的儿童杀害。值得注意的是,受害者之中也包括精神健康但身怀
残疾的儿童,会上揭露的信函即出自他们之手笔。另外,当这批生前
饱受虐待的儿童遇害后,遗体多制作成标本,其绝大多数至今仍保留 
在各大医疗机构中。

    纳粹当局的安乐死对象自然不仅限于儿童。1939年9月1日,柏 
林当局还通过一项“T4”行动,下令将各大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的数万成年病患转移至指定的几个集中营用毒气杀害。据调查,单单 
主持本会议的精神病院便有遣送5000名病患的记录。

    会议中有人着重指出,筛选工作由护理人员而非医生担当,其标 
准往往并非是病患是否具有痊愈可能,而是是否需要大量的护理投
入。在某些病历记录上,甚至“调皮捣蛋”、“尽惹麻烦”也成为置 
其于死地的原因。经德国的发言人温德博士(Michael Wunder)指出, 
某些受害者甚至是刚刚经过盟军空袭而受刺激,精神突然失常的病
患。由于某些病院不加思索地大量遣送具有劳动能力的病患至集中
营,本病院的粗重工作便一度无人操作而陷入瘫痪状态。另外,毒气
的使用装置也是医务人员的发明,于是又给随后的大规模杀害犹太人
的行动提供了技术参考,因此德奥医学界更是无法推卸当年与纳粹分 
子沆瀣一气的责任。

    谈及纳粹当局的“种族保健”政策,除了上述的直接杀害手段之 
外,若干与会者也提到各精神病院所强制执行的绝育与人流手段。在
纳粹当局的指示下,不仅是精神病患、残疾人需要接受绝育与人流手
术,甚至流浪者、酗酒者、道德败坏者、捣蛋滋事者、拒绝劳动者均 
可成为手术对象。 

		医学界对犹太人的迫害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医学曾长期执世界医学 
之牛耳,然而自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之后,总数原达4900名的维也纳
医生,竟有3200名(占65%)却因具有犹太血统被迫停业。学术界里,
犹太人受迫害的情况也令人扼腕,经维也纳市卫生部负责人里德博士 
(SeppRieder)指出,当时309名医学教授中,有178名犹太人(占57%) 
扫地出门。里德博士称呼医学界的排犹行动为最严重的“放血”行为。 

		战后回避历史的历史

    战后,1945年德国、奥地利曾经掀起过一阵清除纳粹主义的活 
动。若干罪行重大的纳粹分子曾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然而一年之
后,国际局势急转直下。出于战略需要,反苏、反共顿然成为战胜国
的优先考虑。一时间,对纳粹分子的追究不但立即中止。另一方面,
既然许多纳粹分子无罪释放,便又依法恢复原有的职务。于是乎,许
许多多部门,包括医学界,仍然由原批人马继续领导。此后在官官相 
互的情况下,任何法律追诉均受到官方不受理的回拒。

    八十年代,由于奥地利总统(即曾担任过联合国大会秘书长的瓦尔 
德汉姆)曾参加纳粹组织的不光彩历史经人揭发,由是使人察觉到大
批纳粹分子潜藏于各个机构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纳粹分子多已年迈
体衰,丧失反击能力,而战后新成长的年轻一代又不具任何历史包
袱,因此经过一阵努力,医学界与医学史界终于突破重重障碍,番出 
了大量的旧档案,并促成了这次研讨会的举办。

			结语

    毫无疑问,此次的国际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结果,同时相信也是 
今后探讨相关问题的良好开端。然而在两天集中的讨论过程中,笔者
发现医学界对纳粹历史的探讨,尚没有与历史学界对纳粹主义研究提
出的结果相结合。以纳粹思想的起源为例,历史学界近年来一再指
出,歧视犹太人其实是基督教世界两千年来的固有文化特点,早于十
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便具有极其激烈的反犹情绪。
十九世纪,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先驱(包括康德、费希特、哥德尼采等)
更是深信日耳曼民族为全球范围内最完整、最健康的民族,为求维护
本民族的纯净,必须排斥他民族的不良影响。因此,纳粹分子掌权后
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利用现代的组织方法和硬体技术,把这“传统思 
想”加以付诸实施。

    除此之外,战后极右派的继续存在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也不曾在 
会议中受到应有的关注。举例而言,当前维也纳市内所设的“特殊学
校”(即主要容纳弱智儿童的学校)中,外籍人士与移民人士的子女所
占的比例竟达60%之高,而外籍人士、移民人士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则
不到17%。该数字说明,即便本世纪已近尾声,种族歧视仍然是个极
端严重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深感忧虑,某些欧美社会是否会在克 
服历史问题之前,继续制造更多的“历史问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