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德国的“政治局审判案” 



		     人权至上,惩前毖后 

牋 德国统一前,东德当局曾为阻截本地人民跨越围墙逃往西柏林, 
而向边防部队发布射击令,同时又在边境部署自动射击武器,由是先 
后造成263越境者的死亡。统一实现后,德国政府自1991年起,即 
向前东德各级负责人员以杀人罪提出起诉,并分别判处70名边防军 
人两年以下的徒刑(得假释),判处指挥官若干人1至两年徒刑,国 
防委员会若干成员4年半至7年半的徒刑。本年8月25日,柏林地方法
院刑事法庭经过115天的诉讼,结束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局审判案”,
并以间接杀人、教唆杀人罪成立为由,判处东德最后一任共党总书记
克伦兹6年半徒刑,政治局成员兼东柏林市委书记夏伯罗夫斯基3年徒
刑,政治局成员兼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克莱伯3年徒刑。犘淌路ㄍニ
出的判决理由是:尽管法庭了解,在柏林围墙问题上,东德当局由于
必须听命于苏联与华沙集团,而不曾具有充分主权,但是,对边境的
极端管制办法却符合东德最高当局的利益与意愿。因此,被告对“其
他犯罪者”的依赖并不能构成卸除刑事责任的理由。此外,东德政治
局非但不曾提出纠正办法,甚至还于八十年代对下级下达“将边境管
制完善化”的“阶级任务”,由是起了发布“意识形态射击令”的作
用。这种对无武装、无抵抗能力的越境者进行的射杀行动,纯属违反
基本权利,违反人权的刑事犯罪行为。再者,根据东德刑法条款,凡
触犯基本权利、人权、国际义务或国家主权者, 必须担负刑事责任,
不得援引藐视上述权利、义务的法律、命令或指 示。鉴于此,政治
局的边境管制办法不仅违反国际行为守则,同时也违反东德自定的刑
法条款。 

牋 统而言之,此次柏林地方法院刑事法庭作出的判决突出了“基本 
权利、人权高于一切”的精神。凡与该精神相抵触者,无论是高高在 
上的国家的领导人,或俯首听命的下级士兵,均须受到法律追究。而 
对上述三人的重判,目的则在于达到惩前毖后和加强正义感的效果。 

		     各界的反应 

 牋 首先,被告方面认为,建立柏林围墙为美、苏冷战的结果,东德 
这个有限主权国家必须服从苏联、华沙集团的决策,并履行相关国际 
条约的义务。三人均为1983年后进入政治局,既非边境管制政策的 
原始制定者,又从未亲自作出射杀逃亡者的指示。统一过程中三人均 
起了积极作用,对其进行审判不啻为表演一场“战胜者的审判”。不 
言而喻,三人均不服判决而提出了上诉。 

牋 德国媒体方面,几无例外地对该判决予以表扬,认为这是对共产 
主义暴政的鞭挞,对现存集权政府提出的警告,对基本权利、人权、 
正义的伸张。 

牋 政党方面,除了前东德共党的继承党提出了异议外,其他政党均 
清一色地赞同判决。 

牋 据民意调查,东西两地大多数人民支持判决结果,但对真正的罪 
魁祸首早已去世,或因老迈丧失担负刑事责任能力,而感到遗憾。 

牋 当戈巴乔夫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着重指出苏联与西德政府之间 
曾有“统一后不对东德政要进行法律追究”的文字协议。因此,1991 
年以来的一系列审判均可视为对双边协议的践踏。对此批评,俄罗斯 
政府与德国政府均默不吭声。不难理解,俄罗斯政府对苏联时代的事 
情漠不关心,对德国政府而言,则是正中下怀。 

牋 就表面看来,德国除了微不足道的反对声之外,似乎举国上下相 
当程度地达到了一致意见,然而尽管“社会压力”如此之强大,学术 
界却审慎地对整个案件提出了诸多质疑。 

		     对审判提出的疑虑 

牋 就政治方面,有人指出德国的分裂并非内战所导致,而系战败后 
东、西两集团占领的结果。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非出于东德政客的意 
愿,而系命运对东德的安排。如果东德人民拒绝接受此命运,甚至积 
极抵抗,反会给东德增加更多的灾难;同时如果西德处于同样地位, 
西德政治家的作为即便不会更糟,却也不至更好。因此西德一方似无 
必要在统一之后对东德“出于无奈的不法行为”加以苛责。至于柏林 
围墙,必须考虑到它不是一个供人参观、凭吊的长城,而是两敌对集 
团相对峙的军事设防重地。国际上大多国家对边境均有严格管制的习 
惯与需要,对抗拒检查的非法越境者也均采取极端的强制性措施(包 
括射击),更何况一向极为敏感、紧张的柏林围墙。尊重人权固然是 
人们的追求目标,但却不得要求集权社会的人民、公职人员,尤其是 
军令如山的军方人士,不顾个人安危,不顾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对 
违反人权的国际协定、法律、命令、指示加以抗拒。 

牋牋 就法律方面,依据统一前夕东、西德之间签订的《合并协议》, 
国家统一后,将由中立法庭出面,依照行为地的法律(即东德),审 
理东德境内所发生之不法事宜。然而真正统一后,东德一方的法官悉 
数解职失业,而西德的法官则随着西德司法管辖权的扩大,出面主持 
“中立”的审判。尽管根据宪法法庭的解释,西德一方为一法治国家, 
其法庭由是具有中立性。实际上,此中立性与《合并协议》所要求之 
“中立性”有实质的差异。除此之外,西德法官不熟悉东德的法律也 
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柏林地方法院虽然以东德刑法作为适用法,其 
实却处处运用西德的法律标准。以上述东德刑法条款为例,法官便刻 
意忽略“不得触犯基本权利、人权、国际义务或国家主权”这条款文 
字之中把诸项权利、义务平行排列的事实,而片面作出“东德法律视 
基本权利、人权优先于国际义务或国家主权”的解释。 

牋 就举证方面,法庭的处理方式也引起了许多批评。据分析,法庭 
对政治局三名成员的起诉便纯系采取原始的“有罪推定原则”,即“由 
于三人属最高领导人,因此必然有罪”。实际上,经过115天的审理, 
主控方只能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局文件中,找到有关严格管制边境 
的决议,而其时三名被告却不属政治局成员。至于八十年代,即三人 
进入政治局期间,也仅能根据“将边境管制完善化”此一指示,而作 
出“发布意识形态的射击令”的推定。由于缺少事实证据,又不能具 
体指出个别被告的个人罪行,更无法在东德法律里找到适当的明文规 
定,法庭便只能根据三名被告的“地位”,作出“不反对即表赞成杀 
人”的有罪推定,同时还根据职务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决定个别被 
告所受刑罚的轻重。最令人费解的是,被告之一克莱伯一向负责经济 
事宜,从不处理安全问题,但也给一并“搭配入罪”。鉴于此,有人 
嘲讽法庭的判决为“对死人有了一个妥善的交代,对活人却疏忽了担 
起举证责任”。 

牋 从量刑的角度观之,法庭显然有从严处理倾向。因此这方面也引 
起诸多非议。有人指出,除了必须考虑到东德的卫星国处境之外,越 
境而受枪击者虽是无抵抗能力者,但绝非无过失受害者,理由是偷渡 
本身既是高风险行动,又触犯当时的东德法律,因此就不能排除受害 
者自身的部分过失或共同过失。在这方面,无论是法庭或社会舆论均 
偏向于对越境者采取“无罪推定原则”,即“凡有意脱离东德者,必 
然是出于唾弃共产暴政原因,必然不具有纯粹经济的或其他动机(如 
畏罪脱逃),因此必然是无辜的受害者”。其次,即便被告果真从事 
了间接杀人、教唆杀人行为,也应考虑到他们曾经在统一前夕采取了 
双重的“中止犯罪”行动,换言之,在他们的首肯、合作之下,国家 
得以顺利统一,如此一来中止了长期存在的围墙枪杀犯罪,二来中止 
了西德眼中的“不法行为东德”的存在。因此不论该三人的合作态度 
是否为大势所迫,但毕竟具有客观的正面作用,而这方面却全然没有 
受到法庭适当的照顾。 

		     后续行动 

 牋 “政治局审判案”的结束并不代表对东德政要提出法律追究的结 
束。刑事追究之后还有民事问题,民事之后还有军事和谍报问题,只 
要是认定了法律追究可以伸张人权与正义,便可作出“审判越多则社 
会越完美”的推定与决定。 

牋 8月26日,即宣布判决后的第二天,奥地利边防警察发现约有30 
名罗马尼亚籍偷渡客试图非法跨越奥地利边境前往意大利,一名奥方 
警察声称“出于自卫需要”向一名无武装的偷渡客腹部开了一枪,由 
是造成了仍在抢救中的重伤害。然而据六名女偷渡客的指证,警察射 
击时,受害人已躺在地上...。次日,在真相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奥地 
利若干大报作了大篇幅报道,一方面突出“非法偷渡客”与“经济难 
民”破坏边境管制的严重问题,二方面强调警察枪击的正当性与合法 
性。另据报道,案发后奥地利共产党党魁拜尔先生表示,将仿效柏林 
地方法院的作法,以杀人未遂理由,对奥地利的内政部长、外交部长、 
总理提出控诉。拜尔先生对地方法院的仿效显然并不彻底,如他学会 
进一步推定,自然会发现奥地利最近之所以加强边境管制,不只是为 
了执行欧洲联盟的“边境管制完善化”政策,同时也是德国政府一再 
向奥地利施加压力的结果,因此被告席上应当还有所有欧盟成员国的 
政要陪坐。 

牋 最后,笔者必须着重强调,在“铁幕时代”西方国家多视东欧(包 
括东德)难民为道义上必须照顾的“政治难民”,冷战结束后,来自 
东欧的难民人数急遽增多,但却遭到“非法经济难民”的冷遇。至于 
所谓的“罗马尼亚非法经济难民”,实际上绝大多数为出于种族原因, 
不断受歧视、受迫害的吉普赛人,因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难民。(完) 


    原载《联合早报》199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