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德国的“政治局审判案”
人权至上，惩前毖后
牋� 德国统一前，东德当局曾为阻截本地人民跨越围墙逃往西柏林，
而向边防部队发布射击令，同时又在边境部署自动射击武器，由是先
后造成263越境者的死亡。统一实现后，德国政府自1991年起，即
向前东德各级负责人员以杀人罪提出起诉，并分别判处70名边防军
人两年以下的徒刑（得假释），判处指挥官若干人1至两年徒刑，国
防委员会若干成员4年半至7年半的徒刑。本年8月25日，柏林地方法
院刑事法庭经过115天的诉讼，结束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局审判案”，
并以间接杀人、教唆杀人罪成立为由，判处东德最后一任共党总书记
克伦兹6年半徒刑，政治局成员兼东柏林市委书记夏伯罗夫斯基3年徒
刑，政治局成员兼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克莱伯3年徒刑。犘淌路ㄍニ�
出的判决理由是：尽管法庭了解，在柏林围墙问题上，东德当局由于
必须听命于苏联与华沙集团，而不曾具有充分主权，但是，对边境的
极端管制办法却符合东德最高当局的利益与意愿。因此，被告对“其
他犯罪者”的依赖并不能构成卸除刑事责任的理由。此外，东德政治
局非但不曾提出纠正办法，甚至还于八十年代对下级下达“将边境管
制完善化”的“阶级任务”，由是起了发布“意识形态射击令”的作
用。这种对无武装、无抵抗能力的越境者进行的射杀行动，纯属违反
基本权利，违反人权的刑事犯罪行为。再者，根据东德刑法条款，凡
触犯基本权利、人权、国际义务或国家主权者， 必须担负刑事责任，
不得援引藐视上述权利、义务的法律、命令或指 示。鉴于此，政治
局的边境管制办法不仅违反国际行为守则，同时也违反东德自定的刑
法条款。
牋� 统而言之，此次柏林地方法院刑事法庭作出的判决突出了“基本
权利、人权高于一切”的精神。凡与该精神相抵触者，无论是高高在
上的国家的领导人，或俯首听命的下级士兵，均须受到法律追究。而
对上述三人的重判，目的则在于达到惩前毖后和加强正义感的效果。
各界的反应
牋 首先，被告方面认为，建立柏林围墙为美、苏冷战的结果，东德
这个有限主权国家必须服从苏联、华沙集团的决策，并履行相关国际
条约的义务。三人均为1983年后进入政治局，既非边境管制政策的
原始制定者，又从未亲自作出射杀逃亡者的指示。统一过程中三人均
起了积极作用，对其进行审判不啻为表演一场“战胜者的审判”。不
言而喻，三人均不服判决而提出了上诉。
牋� 德国媒体方面，几无例外地对该判决予以表扬，认为这是对共产
主义暴政的鞭挞，对现存集权政府提出的警告，对基本权利、人权、
正义的伸张。
牋� 政党方面，除了前东德共党的继承党提出了异议外，其他政党均
清一色地赞同判决。
牋� 据民意调查，东西两地大多数人民支持判决结果，但对真正的罪
魁祸首早已去世，或因老迈丧失担负刑事责任能力，而感到遗憾。
牋� 当戈巴乔夫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着重指出苏联与西德政府之间
曾有“统一后不对东德政要进行法律追究”的文字协议。因此，1991
年以来的一系列审判均可视为对双边协议的践踏。对此批评，俄罗斯
政府与德国政府均默不吭声。不难理解，俄罗斯政府对苏联时代的事
情漠不关心，对德国政府而言，则是正中下怀。
牋� 就表面看来，德国除了微不足道的反对声之外，似乎举国上下相
当程度地达到了一致意见，然而尽管“社会压力”如此之强大，学术
界却审慎地对整个案件提出了诸多质疑。
对审判提出的疑虑
牋� 就政治方面，有人指出德国的分裂并非内战所导致，而系战败后
东、西两集团占领的结果。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非出于东德政客的意
愿，而系命运对东德的安排。如果东德人民拒绝接受此命运，甚至积
极抵抗，反会给东德增加更多的灾难；同时如果西德处于同样地位，
西德政治家的作为即便不会更糟，却也不至更好。因此西德一方似无
必要在统一之后对东德“出于无奈的不法行为”加以苛责。至于柏林
围墙，必须考虑到它不是一个供人参观、凭吊的长城，而是两敌对集
团相对峙的军事设防重地。国际上大多国家对边境均有严格管制的习
惯与需要，对抗拒检查的非法越境者也均采取极端的强制性措施（包
括射击），更何况一向极为敏感、紧张的柏林围墙。尊重人权固然是
人们的追求目标，但却不得要求集权社会的人民、公职人员，尤其是
军令如山的军方人士，不顾个人安危，不顾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对
违反人权的国际协定、法律、命令、指示加以抗拒。
牋牋 就法律方面，依据统一前夕东、西德之间签订的《合并协议》，
国家统一后，将由中立法庭出面，依照行为地的法律（即东德），审
理东德境内所发生之不法事宜。然而真正统一后，东德一方的法官悉
数解职失业，而西德的法官则随着西德司法管辖权的扩大，出面主持
“中立”的审判。尽管根据宪法法庭的解释，西德一方为一法治国家，
其法庭由是具有中立性。实际上，此中立性与《合并协议》所要求之
“中立性”有实质的差异。除此之外，西德法官不熟悉东德的法律也
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柏林地方法院虽然以东德刑法作为适用法，其
实却处处运用西德的法律标准。以上述东德刑法条款为例，法官便刻
意忽略“不得触犯基本权利、人权、国际义务或国家主权”这条款文
字之中把诸项权利、义务平行排列的事实，而片面作出“东德法律视
基本权利、人权优先于国际义务或国家主权”的解释。
牋� 就举证方面，法庭的处理方式也引起了许多批评。据分析，法庭
对政治局三名成员的起诉便纯系采取原始的“有罪推定原则”，即“由
于三人属最高领导人，因此必然有罪”。实际上，经过115天的审理，
主控方只能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局文件中，找到有关严格管制边境
的决议，而其时三名被告却不属政治局成员。至于八十年代，即三人
进入政治局期间，也仅能根据“将边境管制完善化”此一指示，而作
出“发布意识形态的射击令”的推定。由于缺少事实证据，又不能具
体指出个别被告的个人罪行，更无法在东德法律里找到适当的明文规
定，法庭便只能根据三名被告的“地位”，作出“不反对即表赞成杀
人”的有罪推定，同时还根据职务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决定个别被
告所受刑罚的轻重。最令人费解的是，被告之一克莱伯一向负责经济
事宜，从不处理安全问题，但也给一并“搭配入罪”。鉴于此，有人
嘲讽法庭的判决为“对死人有了一个妥善的交代，对活人却疏忽了担
起举证责任”。
牋� 从量刑的角度观之，法庭显然有从严处理倾向。因此这方面也引
起诸多非议。有人指出，除了必须考虑到东德的卫星国处境之外，越
境而受枪击者虽是无抵抗能力者，但绝非无过失受害者，理由是偷渡
本身既是高风险行动，又触犯当时的东德法律，因此就不能排除受害
者自身的部分过失或共同过失。在这方面，无论是法庭或社会舆论均
偏向于对越境者采取“无罪推定原则”，即“凡有意脱离东德者，必
然是出于唾弃共产暴政原因，必然不具有纯粹经济的或其他动机（如
畏罪脱逃），因此必然是无辜的受害者”。其次，即便被告果真从事
了间接杀人、教唆杀人行为，也应考虑到他们曾经在统一前夕采取了
双重的“中止犯罪”行动，换言之，在他们的首肯、合作之下，国家
得以顺利统一，如此一来中止了长期存在的围墙枪杀犯罪，二来中止
了西德眼中的“不法行为东德”的存在。因此不论该三人的合作态度
是否为大势所迫，但毕竟具有客观的正面作用，而这方面却全然没有
受到法庭适当的照顾。
后续行动
牋 “政治局审判案”的结束并不代表对东德政要提出法律追究的结
束。刑事追究之后还有民事问题，民事之后还有军事和谍报问题，只
要是认定了法律追究可以伸张人权与正义，便可作出“审判越多则社
会越完美”的推定与决定。
牋� 8月26日，即宣布判决后的第二天，奥地利边防警察发现约有30
名罗马尼亚籍偷渡客试图非法跨越奥地利边境前往意大利，一名奥方
警察声称“出于自卫需要”向一名无武装的偷渡客腹部开了一枪，由
是造成了仍在抢救中的重伤害。然而据六名女偷渡客的指证，警察射
击时，受害人已躺在地上...。次日，在真相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奥地
利若干大报作了大篇幅报道，一方面突出“非法偷渡客”与“经济难
民”破坏边境管制的严重问题，二方面强调警察枪击的正当性与合法
性。另据报道，案发后奥地利共产党党魁拜尔先生表示，将仿效柏林
地方法院的作法，以杀人未遂理由，对奥地利的内政部长、外交部长、
总理提出控诉。拜尔先生对地方法院的仿效显然并不彻底，如他学会
进一步推定，自然会发现奥地利最近之所以加强边境管制，不只是为
了执行欧洲联盟的“边境管制完善化”政策，同时也是德国政府一再
向奥地利施加压力的结果，因此被告席上应当还有所有欧盟成员国的
政要陪坐。
牋� 最后，笔者必须着重强调，在“铁幕时代”西方国家多视东欧（包
括东德）难民为道义上必须照顾的“政治难民”，冷战结束后，来自
东欧的难民人数急遽增多，但却遭到“非法经济难民”的冷遇。至于
所谓的“罗马尼亚非法经济难民”，实际上绝大多数为出于种族原因，
不断受歧视、受迫害的吉普赛人，因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难民。（完）
原载《联合早报》19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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