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球赛纠纷之我见

俞力工


上星期出门前,《欧览》负责人问及本人对“中、日球赛前对抗情绪”的看法。待度假回归后,已见报端有关中国球迷为输球而上街闹事的报道。

就个人观察,在中国土地上,凡自发的由下而上活动,几无例外地受到彻底压制;而公然的“民间活动”,无论是5月间的“钓鱼岛登陆活动”,或这次的示威游行,均有上头授意之嫌。

本来,从九十年代日本积极参与美国的TMD开始,到国防军跨越自卫职能,到修改教科书和小泉三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几近谷底。中国若要向日本提示不满,适当机会与堂皇理由也的确多得不胜枚举。如今恰好在输球的时节,却不适时对“足球流氓”加以约束,多少反映出领当局者与滋事者的一般见识。

记得改革前中国政府长期标榜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甚至于往往为了“友谊”而在名次上向亚非拉的小兄弟作些离奇让步。如今,竟为了一场比赛而大动肝火、焚烧人家的国旗,说明前后政治挂帅的方式固然有所不同,但层次却越见俗不可耐。体育、娱乐,一旦政治化便像是把麻婆豆腐改名为“爱国大餐”实在叫人无法消受。同样的,体育项目一旦商品化、工业化,运动员便即刻蜕变为推销员;竞赛节目更是沦落为商业广告的旁白和赌场的吃角子老虎机。

当前国民体育面对着商品化的国际竞赛,其处境有如国家经济发展面对着国际市场与全球化的挑战。一个健全的发展既要虑及投资与回收,又要兼顾正义与尊严。太多的政治框框与干预,则经济与体育必然走样,甚至出局;太多的物资刺激与市场自由,则体育、经济必然像当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网际网络” 一样的病毒丛生。如何在平衡中求发展?竞争而不下流?正是社会对政治的需要所在,也是政治家应当展现艺术手腕的平台。半个世纪来,中国先是视斯拉夫的僵化模式为圭臬;嗣后就是全面向钱看。几经折腾,流氓无产阶级的问题还不见解决,“足球痞子外交”一旦形成风气则往后如何收场?!2004/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