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印象谈

俞力工


笔者自1964年离台赴欧后,辗转迟至1987年方准许回台探亲。身为亲友本就不多的外省人,海外又留滞23年之久,再加上台湾已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前后恍若两个世界。小时记忆中的所有“地理坐标”整个易位不说,人际关系也全然断绝。结果,便导致自然的生疏与自觉的疏远。这次,巧应世新大学的邀请,进行一学期的客座教学,终于提供了一个就近重新认识台湾的机会。在不敢错过任何机会的心态下,笔者充分地利用闲暇前往各个角落、接触尽多的社团与个人。

不需太多的观察,一般游客多可发现台湾尽管口口声声“国际接轨”,而实际上长年来老百姓的“国际观”仅仅限于美国与日本。自退出联合国后,国际新闻早已失去台湾媒体的垂爱,最终,则退避至第七、八版的“阴暗角落”。尽管如此,本人一向认为处于网际网络时代,应当不会出现地域间信息隔阂的问题。但是,通过这四个多月的亲身体会,发现到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关键不仅在于时时透过特定媒体(如网络)的扫描,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多方位的接触,和对事物“流程”的不断跟踪。尤其是处于强势媒体、主流媒体操纵国际信息的时代,一旦脱离自由媒体的接触,则视角、观点极易受到左右和摆布。这就是笔者在台期间的无意“新发现”,也是此期间拒绝对岛外时事发表太多意见的主要原因。

谈及媒体,台湾另一个虽明显、却不为许多人察觉的特点在于:整个台湾岛,唯有泛绿的媒体把中下阶层当作诉求对象和主要对象。至于泛蓝势力,似乎一向无此文化传统,因此也必然一而再地一败涂地。反观泛绿阵营,除了各种平面媒体外,还有电视台与地下电台对中下层进行全方位的包围。尤其是《自由时报》,几乎从头条标题的设置,到生活、影剧版的诸多潜台词,处处表现出它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发挥一部作战机器的所有功能;而所谓蓝军的媒体,则至多给知识分子腾出半版“论坛”,宣泄积压的情绪。不言而喻,拥有最多票源的中下阶层是无视于泛蓝势力的存在的,原因则在于他们也一向不在泛蓝的眼里。该情况,甚至也反映在所有脱离泛绿队伍的社会活动人士身上,其中,几无一人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当笔者提及此独特现象时,反应却不约而同是:“该说的,也都说了”。台湾的情况实际是,一方面在自说自话;而另一方则是把重述千遍的事情变为事实。一方面,养尊处优的泛蓝第二代放不下身段来;另一方面,泛绿者却不择手段,用草莽式的煽动语言,对历史与文化极竟歪曲之能事,来推动一场台湾式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有趣的是,当一向自诩为“中华精致文化捍卫者”的泛蓝文化人士仍旧沉醉于孤芳自赏之时,却多没意识到海峡彼岸早已随着生活的改善,静悄悄地孕育着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他们尽管也偶尔接触到彼岸个别精彩绝伦的历史剧与乐曲,但总以为个别树木不成林;同时更是无从了解,此岸长期脱离文化土壤的“精致文化”早已山穷水尽;而彼岸却在新的滋养下快速茁壮成长。就笔者之见,整个台湾外省人,打从撤退至台湾的一日起,就是两头不着路的遗老遗少,境况至悲…但又自大。

十年前的台湾民众,行为举止有如当前的大陆同胞,一般多没心情关注“商机”之外的闲杂事。然而自李登辉执政以来,凡遇聚会场合,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时间均消耗于统独问题的争论。这种纯属消极性的精力支出不说,单就亲友间感情的破裂,更是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前无论是台湾人或外省人,家庭内年长的兄姐,与面临现实环境压力的弟妹之间,为民族认同问题反目相向的事件比比皆是,其情况犹如66年文革重现。国难深重的中国人似乎都要经历过彻底的自我糟踏方能苏醒与自强,台湾也非例外。

理论上,台湾绿营要求拓展国际空间实为误会一场。如果不是国民政府49年偶然选定退守台湾,台湾省则与四川、江苏省一样,毫无外交关系、国际空间可言。如今,指称国民政府为“外来政府”、“非法政府”之时,却要继承、甚至扩大得自国民政府的“遗产”,其心态确实有失健康。其实,继美国政府于68年趁文革动乱、重提“台湾地位未定”后,台独分子随之以“居民自决权”的主张遥相呼应。台独智囊之所以提出此口号,多少是意识到台湾人不是有别于汉族的民族;除此之外,大概也知道,根据国际法,只有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可以依法提出独立要求。为回避民族问题与国际法有关民族独立的明确规定,台独理论家便标新立异地编造了个“居民自决权”理论。笔者以为,这也无妨,目前台湾在国家、民族认同问题上,似已明显呈现“南北对立”局面,因此台湾大可依据“居民自决原则”,让南部尝试独立,并将北部画为“非战区”。如此一来,各得其所,有意发展建设者移驾北部,南部居民则可不断独立和加强军备;大陆一方,正在酝酿的“反分裂法”与一切“非和平手段”也均将能够有的放矢,而不会一杆子打翻台湾岛,造成无辜伤亡。

2005/2/3 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