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台湾,也要认识大陆与世界

俞力工


最近,龙应台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里,把台湾描写为:早已摆脱了民族、国家、社会、传统、荣誉等 “大叙述”的束缚;由是,已习惯了以小市民朴素需求(“小叙述”) 为依托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鉴于此,台湾人民对大陆的陈旧“大叙述”(民族大义)毫无兴趣;大陆一方则必须认识到两地间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落差,从而有所改进。

为支持以上的主张,龙女士以数年前“红灯记”在台北获得演出为佐证;并把连战在大陆强调“自由民主”、宋楚瑜提示“均富”视为壮举。

龙在近万字的论述里,几乎用了一半篇幅介绍“红灯记”的顺利演出。然而,这一孤立的“小叙述”,却掩盖了台湾当局处心积虑阻挠三通,一系列去中国化的举措,撤销中央四台的播放,减少大陆驻台记者...。同时,也对大陆调动一切媒体,全面报导连、宋的主张,连续采访相关人员的“大手笔”熟视无睹。加之,她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就新闻自由方面,台湾甚至还远远不及“一国两制”治下的香港。此外,大陆的媒体尽管受到严格的政治监控,但丰富、客观的国际新闻对比台湾的国际新闻沙漠;扎实且尊重民众求知权的优异文化节目对比台湾充斥电视的廉价口水秀...,这一切,都是一个持平的学者不应抹煞的事实。诚然,“围墙”一向由弱势一方建筑,其理由之浅显无需笔者赘述,但是,利用一个毫无代表性的“孤案”去自我粉饰,其方式无论是如何娓娓道来,情节如何生动感人,都不能有助于大陆同胞对两岸实际情况作一客观对比。如果,事实确像龙女士所描述的“她与台湾同胞是如何地唾弃大叙述”,在她对连、宋赞不绝口时,似乎突然忘记“自由民主”、“均富”也同样属于“大叙述”范畴。非仅如此,这些大叙述尤其是民进党政府成天挂在嘴上的“与全球先进国家分享的普世价值”。

讨论台湾的“均富”之前,必须指出的是,自1995年关贸总协议提升为世贸组织之后,全球最富的20%人口与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比,已从10年前的75 :1恶化到90 :1。换言之,自由经济资本扩张所造成的两极化现象已严重荼毒全球。台湾“均富”之形成,以及目前相对较不受全球化的冲击,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劳动力极端缺乏,因此完全无须经过工会、政党的抗争,市场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自然会导致劳工待遇的提升。然而,一旦高工资影响到价格竞争力,资金自然会向劳动力过剩的大陆转移。该现象,一来说明百万台湾同胞与台湾资本转移大陆有其现实利益;二方面说明这多人并不是那么在乎龙女士奉为圭臬的“台湾生活方式”和四年一投的“神圣一票”。台湾的劳工待遇由市场调节,工会、劳工组织形同虚设是个不争事实。一旦工人失业,多不指望于工会、工运,而是依靠家庭成员的互相支撑。这反映出台湾仍旧是个典型的以家庭为根基的儒家社会。万一家庭不幸解体、告贷无门,则边缘化人士要么铤而走险,要么跳楼轻生。这类事件,每天翻开报纸,历历在目。

大陆一方,两极化问题日益尖锐,反映出其庞大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特点,因此贫富落差大于台湾也不足为奇。为有效制止此“资本主义恶臭”,效仿中西欧与北欧的做法,采取果断社会政策进行再分配和节制资本当是刻不容缓。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两千年来一直是个市场经济社会,其土地一向可以自由买卖,士农工商多为职业分工的自由人,而非阶级划分的压迫者及被压迫者,因此并不具有贯穿欧洲历史的阶级斗争政治文化,缺乏近代劳资阶级政党的发展经验,难以培养超越家庭观念之外的“团队集体精神”。鉴于此,企盼通过阶级政党的建立,借助议会内的协商与议会外的街头抗争,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绝不是件理所当然、一蹴而就的事。如果缺少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社会内容,空洞地组党、结盟,则政党的唯一诉求便可能流于“为反对而反对”,或“轮流坐庄”。同时由于缺少劳动群众的集体监督,政党也难以避免受到黑、金势力的操纵。美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政党政治缺少社会内容也是有目共睹;五百多名议员中,95%以上具有财团背景更是众所周知。因此在具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欧洲社会看来,美国所拥有的不过是一部好宪法,但这一个“空具形式的框架”并不一定能够确保民主内容的滋生,由是便拒绝认为欧洲与美国分享什么“普世价值”。

台湾的黑金势力,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人固然拥有法律上平等的一票,但遇到缺少议题、缺少社会内容的选战,这四年一投的“神圣的一票”便成了不同选期的“黑金代理人的背书”。长期以来,台湾媒体沸沸腾腾议论著数十件动辄涉及数十亿台币的经济大案,表面上充分体现言论自由。然而从涉案者一个不关、一个不抓的结果看来,反而让不少台湾人对彼岸的“至少还杀几个贪官”的做法赞叹不已。既然,由下而上的欧洲式民主如此不易嫁接,如此容易流于形式,那么徒具形式的民主是否至少要比一党独大更加体面一些呢?笔者无意在此奉献一个万全之计,但是,至少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论是否分享 “普世价值”,必须具备选贤与能的机制和程序。尤其在资源、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与其把命运交给昂贵、无效、虚假的民主试验,与其让后殖民时代文人说三道四,不如借助中国特有的传统智慧,让学术界自行挑选举世公认的专家与权威,在各级部会关键岗位上携手把国家推上最先进的轨道。统而言之,当务之急不是去标榜台湾,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认识中国与世界。

(2005/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