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 一个历史大误会

俞力工


说明:七、八十年代之交,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相继浮现,西方学术界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其中,自然涉及停步不前的农业问题。此际,正值“四人帮”事件发生不久,国外若干知识分子也深觉有必要对建国以来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经过数年的钻研,笔者最早于1981年1月在香港《争鸣》杂志以“社会主义危机与小生产问题”发表了一篇论文。其后,经过进一步探讨、修改与补充,又于1985年3月将下文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最近,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又引起学界关注。笔者愿通过这篇20多年前的研究报告与国内学者切磋,目的不外是引起更多对农民境况的关注 。此文前一部分涉及与西方学者的对话,恐非读者兴趣所在,因此建议从D段读起。 2005/10/27

农业生产合作化政策及其理论依据

A. 前言

自从斯大林于1929年将农业集体化之后,西方国家的学者对该政策的批判?重点多置于实证科学的调查结果上,对斯大林的农业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农业问题的论述有何差距,则没有给予一定的注意。 西方的左派学者对苏联模式的农业政策所提出的意见,有的受到“正统”意识形态(指苏联)的左右,有的深受托洛斯基派的影响,而由于托洛斯基本人也主张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合作化,托派学者除了对斯大林在执行农业合作化时所采用的过激手段不表赞同外,在理论上自然不会同斯大林进行论争。

直到近年,当几乎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都处于停顿状态,尤其是在波兰农业频于崩溃致使国民经济极端混乱,和中国自毛泽东逝世进行了一系列的农业改革之后,西方学者才逐渐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政策的注意,由实践范围转移到理论范围。 因此,诸如“斯大林的农业政策是否能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为依据?”的问题便被提出和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种意见认为,马、恩、列不曾对农业问题提出过具体意见;另一种意见认为,马、恩、列对农业合作生产的积极态度导致斯大林的过激政策;再有一种意见认为,斯大林和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而这种观点又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尝试对此问题做一探讨和解答。 采用的方法首先是列举支持农业生产合作化者所提出的论据,而后逐个将其与马、恩、列的观点的异同处加以比较和甄别。

B. 主张农业生产合作化者的论据

自1929年以来赞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家所提出的论点,一般不脱离以下几点:

1. 人类经济史的进展就是一个依循“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 在市场机制仍起作用的地方,农民小生产者能将其产品换取货币。 因此,正如列宁所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选四,181页);

2.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生产是依附、隶属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它将无可抗拒地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排斥或吸收。 因此它是没有前途的;而社会主义合作生产则是拯救它的唯一途径;

3. 农业生产的合作化是可以在农业机械化之前先进行的。 在这问题上稍有不同的是:斯大林在1929年左右认为苏联已具备了农业机械化所必需的工业基础;而毛泽东则认为农业集体化之后的扩大生产可以创造机械化之条件;

4. 为促进工业的发展,农民应向工人(工业)缴付贡税。 从已集体化和机械化的农民中所能取得的贡税,显然要超过个体农民;

5. 小生产为官僚主义滋长的土壤,因此,小生产转变为集体作业之后,官僚主义也将根除。

C. 小生产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吗?

对这个问题,法兰克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是持否定态度的。 该所认为小生产本身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资金和知识,因此,列宁的错误判断成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依据。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所提出的观点,货币只要不仅仅作为商品流通的手段,同时也成为商品流通的目的时,便已体现为资本。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当某些地区的商品流通已发展到相当频繁程度时,商业资本就已透过贸易活动中所取得的剩余价值,形成社会上的强大势力。 而商业资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者与生产脱离,独立存在;或者与生息资本相结合,对农业生产起着阻碍的作用。 只有到了产业革命时期,商业资本才与工、农业生产互相结合,成为工业资本,并在资本主义早期自由竞争阶段,改变其阻碍生产的作用为促崐进生产的作用。 因此,就只有在这种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的社会,马克思才将它称为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里,附带回顾一下中国的小农经济发展史,对理解马克思以上的观点甚有助益。 以中国为例,一方面由于中国两千年以来大多数农民已成为自耕农,土地也能够合法地自由买卖;二方面中国的小农经济形态一直到十九世纪都没受到外来民族的严重干扰,于是就给社会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

在土地可自由买卖的条件下,中国的商业资本的确曾经因与农业生产脱离、或者与高利贷资本结合而严重地干扰农业生产。 每当商业资本与生息资本扩大,自耕农便受到压迫,甚至因丧失土地所有权而沦为佃农、农奴或农业工人。而每当农业破产,并导致农民革命或改朝换代,土地又获得重新分配,于是自耕农的数量又激烈增加。 两千年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一循环中。直到二十世纪,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的时候,中国的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才得充分利用从西方引进的先进生产知识和设备,在自己的土地上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

以上的陈述,说明了起源于小生产贸易活动的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存在、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的环境里,完全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这情况不只于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出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也可以证明列宁的提法,即:“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正确的。

法兰克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对列宁进行批判时,显然没有考虑到产业革命后的部分小生产者,完全有可能利用新时代的特殊条件,将自己发展为资产阶级。 另外,该所又误以为,列宁曾经为防止小生产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断然制定农业生产合作化政策。 实际上,列宁当时仅仅是主张在国家的疏导下,允许小生产自由发展。

D. 由农业生产合作化还是由新经济政策来对付资本主义的滋长?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沙皇处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压力下,曾试图沿袭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农业生产。 此后,许多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商品→货币→资本”的公式,主张解散俄国固有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等到俄国农村也资本主义化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马恩全二十二,434,494,499页)。

针对这一主张,马克思表示,“商品→货币→资本”是他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形成过程所发现的一个规律,不应把这规律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层次,谁断然主张它是所有社会必经之路,给马克思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侮辱”(马恩全十九,130页)。

马克思又认为,在西欧工人政权援助下,俄国农村公社不必“自杀”便可获得“新生”(同上,451页),而俄国本身所需具备的是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政治条件。 如果俄国仍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够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同上,129页)。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并不排斥俄国当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他只不过是认为社会主义道路对当时的俄国说来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同时,马克思对保留和发展俄国农村公社的合作生产的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农村公社的存在是出于极端的贫穷,在缺乏最基本的耕畜和劳动工具的情况下,农民将原始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合作生产。 就由于农村公社的成员历代已培养了集体劳动的习惯,马克思才设想由西方及俄国工人政权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鼓励和先进的物质装备,这样,他们不需经受资本主义的灾难便可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谈到西欧工业国家的农民问题时,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应以政府身分即刻采取措施,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 政府不应对农民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这包括废除继承权,农民所有权-不论有无报偿。马恩全十八,695页)。 恩格斯对法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即在促进农业合作生产时,不应强制执行,而应通过示范和提供帮助(马恩全二十二,580页)。 对于那些仍犹豫不决的农民则要给予考虑的时间。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不难勾划出这样一个图面:农业的社会主义化= 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合作社 + 一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 然而几乎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问题刚好就在于:工业对农业不起反哺作用,不积极设法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的需要;封建式的劳务和户籍管理阻碍了农村和都市的文化交流;强制性的合作化运动更加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

列宁对小生产的态度有过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还相当夸大俄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认为小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他认为小生产过于分散,文化落后,因此在技术上将小生产集体化是根本办不到的。照他当时的构想,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只要将大企业、大银行掌握住,依赖性甚强的小生产自然就不能构成任何问题。除此之外,列宁还寄望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这样,俄国便能从外界得到一定的援助。 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期待的欧洲革命迟迟不来,国有化之后的工、矿企业与银行弱小地完全不能在经济上起主导作用,小生产则多如“汪洋大海”。 于是列宁便提出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对外,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通过贸易手段,取得发展经济所需的技术和设备;对内,在苏维埃制度下,允许小生产的自由发展,从而由小生产手中取得从国家工业所不能够得到的粮食和原料(列宁选集三,544-545页)。

在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列宁还对反对者强调,脱离物质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立更生的中非心理”(列宁全集二十七,285页)。 然而,列宁在提倡国内贸易自由的时候,并没有对小生产两极化发展的可能性,给予应有的注意。 这就引起了布哈林和卢森堡对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抨击。 这场理论争执随即由于内战而告结束。 仍处于战争中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但没被战争引起的革命所打倒,反而联合起来向苏俄进行军事干涉。 在前线士兵、城市居民处于饥饿、工厂停工、城市人口逃往农村的情况下,苏俄施行了国家专买、专卖、禁止贸易活动、向农民强行征粮并在局部地区推行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当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特殊情况,采取一些极端、激烈措施本是无可厚非,但直到内战结束之后,苏俄领导人仍将此政策继续下去,甚至认为它能更快地把苏俄引导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种不为广大农民所赞同的政策,导致1920年底的大饥荒和1921年初的大暴动。 鉴于这一混乱局面,列宁作了一个全面的检讨和总结。 针对战时共产主义,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国家法令、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生产和堵塞非国营的(即资本主义的)商业发展是不现实的,这样做,完全是一种“愚蠢”和“自杀”行为(列宁选集四,519;列宁全集三十三,39页);在物质和思想方面还没有充分准备之前,甚至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都是“有害的”。 至于对待小生产,列宁认识到,不能对其采取任何镇压手段,因此建议任何政策的推行必须与农民的利益相结合。

在这个新的认识基础上,列宁融合了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容,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方案。 综合列宁在不同场合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可列举如下几项主要内容:

1. 缩小军队编制和在战争时期急速膨胀的行政机构;

2. 将工、矿大企业、银行及对外贸易控制在国家手中;

3. 工业发展面向农业的需要,促使工、农业间建立有机关系。工业生产力必须与劳动人民的消费水平同时提高;

4. 组织国家力量,首先推动能源、运输、电气化;

5. 吸收外国资本组织合营公司,并租借一些工、矿企业和森林给外国资本经营,从而取得部分利润、生产知识和设备;

6. 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集制;

7. 允许国内贸易自由,并允许工、农小企业的私有权;

8. 组织国家力量,通过经济手段与国内的资本主义进行竞赛,并逐步通过竞赛提高国家干部的知识和能力,把资本主义带上社会主义轨道;

9. 为避免资本家、商人和富农对小农的欺骗和盘剥,以及为了建立工、农阶级联盟的物质桥梁,国家支持农民组织商业合作社。 农民可透过合作社摆脱商人而直接同国家企业进行买卖活动,待商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并在机械化、电气化完成、农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之后,再将商业合作社(一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的道路上(列宁全集三十三,422-430页)。

新经济政策在获得实施的七年中,不仅使国民经济得到复苏,人民生活也趋于安定。 虽然它于1929年即遭废止,以致于它的长期可行性没有受到实践的考验,但在理论上,它的具体内容毕竟较符合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可惜的是,这个曾经以巨大代价所取得的经验,于1929年即为武断的政治斗争所断送和歪曲,这就使得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国家必须为它缴付更多的学费。

斯大林在1925年进行经济理论争执时,曾依仗布哈林的声望和理论知识,向主张高速工业化、从农民身上榨取“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极左派展开论战(斯大林全集十一,15页;对比斯大林全集六,109-121页)。而当极左派被打倒之后,斯大林却抬出极左派的理论向布哈林进攻。 斯大林在1929年向所谓的“右派”进攻时,回避了他自己于1925年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例如,反对干涉农民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反对组织生产合作社),片面地引用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关于小生产问题所发表的一些激烈言论。除此之外,还歪曲列宁对建立商业合作社的主张,将性质截然不同的生产合作社与其等同起来(斯大林全集十二,143页)。 最后,甚至就乾脆宣布新经济政策“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加以废止”(同上,151页)。

E. 农业生产合作化是否需要具备物质条件?

就物质条件的问题,斯大林于1929年强调,苏联当时已具备了农业机械化的工业基础,依靠这基础,农业生产合作化所需要的农业机械于二、三年内便可得到供应(同上,59页)

事实上,即使到了1932年,国家工业仅为国营农场( 4,446个)及集体农庄(211,700个) 提供了148,000 台拖拉机。以当时的农场、农庄平均播种面积为434公顷计算,国家只提供了 0.7台拖拉机。 这数字说明了斯大林的主张纯为夸大和虚构(Richard. Lorenz, Sozialgeschichte der Sowjetunion 1917-1945, p.151)。本来,有关“物质条件”的讨论到此就应结束,但由于毛泽东曾于1955年主张“集体化可以创造机械化的物质条件”,此外,这主张至今还继续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共鸣,这个问题就仍有必要提出来做比较具体的讨论。

如前所述,俄国传统的农业公社是极端贫穷所造成的结果。 农民在缺少畜牲和工具的情况下,无法凭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劳动力进行耕作,在这情况下就必须集合许许多多的原始劳动力来进行简单协作,譬如说,集合六、七个劳动力进行耕犁的活动。 而当个别农民或农户拥有足够耕畜和由金属制造的生产工具来加强其劳动生产力时,个人或个别家庭的劳动收获或者相当于从原始集体劳动中所分配到的收获量,或者甚至超过由原始集体劳动所分配得的收获量。这时,在简单协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始公社便失去存在的需要,小农经济也就随之而产生。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有资本主义时代的机械化生产才能彻底改变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机械的专门化和分工促进了劳动力的专业化、合作与分工,并使得人们能够有计划地支配、利用自然界。 而当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根本还不存在时,无论用何种形式组织农民合作生产,其成效是极其有限的,否则的话,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就由原始公社完成了。 马克思曾用嘲笑的口吻说:“现在它们(俄国农业公社)连种两、三俄亩土地还缺乏各种必要的农具,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十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马恩全集十九,438页)。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曾根据不同程度的生产力出现过三种农业劳动形式:一是类似俄国农业公社及中国井田制度的原始劳动组合;二是铁器劳动工具广为应用之后的私有小农经济;三是资本主义时代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所应进行的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 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劳动组合的形式,而是生产力的水平及劳动人民根据其利益所做的选择。

列宁于1921年总结了苏俄的几年建设经验后,一再向其国人提醒,只有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全国电气化、工业能够向农业提供足够的机械化生产资料之后,才算是具备了农业集体生产的条件。

1921年 4月14日列宁对高加索共和国说,高加索共和国,同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因此应该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更加有步骤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高加索共和国不要抄袭苏俄的策略,应善于实行不同的策略(列宁全集三十二,305-307页)。不难想象,类似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不加思索地去模仿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已堪称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而如果在1958年时,还要在组织规模更大、所有制层次更高的人民公社方面,同赫鲁晓夫进行竞赛,就更是让人不敢想象,这场竞赛会给人民造成如何不幸的后果了。

除此之外,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在类似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广大、各地物质、文化条件悬殊的国家里,执行任何单一的、由上而下的农业政策,其后果更是灾难性的。 因此,无论是赞助农民组织简单的、原始的劳动协作,或是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或是更高一级的机械化生产合作社,都必须考虑到各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和愿望。 一个单一政策的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永远不可能使社会整体得到稳健的发展。

F. 农民应向工人缴付“贡税”吗?

农民应向工人缴付“贡税”,是斯大林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所提出的理论根据之一。 虽然就绝大多数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政策实践结果看来,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效果并不理想,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资金不能从农业生产中得到积累,因此不得不采取低消费政策。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多数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重工轻农的政策,及这些国家每当处于经济不景气时对农民提出的刻薄要求,便能发现,直到今天视农民为二等国民,并向其要求提供?“贡税”的思想仍然是极其普遍的。

就农民缴付“贡税”的理论依据方面,斯大林当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找不到共同点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一再强调小生产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时长久以来,农民就受到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社会之存在也长久靠小生产的劳动果实来维持,因此社会有义务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他们(马恩全集十九,438,441页)。

斯大林回避了所有列宁关于巩固工农联盟、工农平等互助、互通有无及协助小生产的论述后,幸运地找到列宁关于“贡税”的论述。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多次谈到苏俄的工人阶级应向帝国主义透过贸易缴纳贡税,以便取得技术和设备;工人阶级应向资产阶级专家透过高薪聘请缴纳贡税,以便争取到他们的协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于是斯大林便说:“我们是工人阶级政党,既然对工人阶级可以说应缴纳“贡税”,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斯大林全集十二,49)。当然,依照这种逻辑,所有人、所有阶级就都具备了缴付“贡税”的资格,并且,一定会导致“一般性低消费”的结果。

实际的情况正是如此,一方面仓促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物质援助,一方面社会又要求农业合作社提供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每当这工业与农业间的矛盾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显得不可调合的时候,遭牺牲的自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毫无代表权、发言权的农民。 农民的利益和积极性一旦受损,农业生产停顿不前,“贡税”自然也就无从募集。 采取低消费手段固然可筹得部分资金,但要求劳动人民放弃消费,为生产而生产,似乎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宗旨既有所抵触,同时又不能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达到持久的经济成长。

G. 使私有小生产集体化便能消灭官僚主义吗?

这个中国特有的观点曾一度流行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派抬出这观点的目的,不只是要维护其农业政策,甚至还拿它来影射中共领导阶层里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者”。 按照这种观点,只要私有小生产在社会上存在一天,就会给官僚主义提供滋长的土壤。 因此只要贯彻集体化政策,官僚主义便可消除;或者,只要官僚主义被排除,资本主义就失去了政治靠山。 就此,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谈论官僚主义的。

马克思及恩格斯谈及欧洲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时说,官僚主义的存在是为了统治互相孤立、文化低落和不能代表自己的小资产者和农民。 维护人民群众的愚昧和落后也就是维护官僚主义自身的存在。 因此在资本家兴起的时代,封建官僚主义很快地就变成了资产阶级难以忍受的束缚,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摧毁这个“目空一切,吹毛求疵”的官僚机构的势力(马恩全集四,61-62页)。 而资本主义时代所需要的官僚政治是保护商品的等价交换和流通,及商业契约的执行。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还有义务协调各个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一个“人为的阶层”。

从这里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官僚主义问题虽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但阶级社会的每一阶段(无论是奴隶、封建或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不同的官僚主义表现形式和存在目的。 列宁在1920年之后也曾强调苏俄的官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他认为,苏俄的官僚主义的根源来自封建社会里小生产的分散性、散慢性、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普遍存在、工农间缺乏流转、联系和协作。 列宁还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包围状态”使工、农流转堵塞,因而产生了更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 因此列宁呼吁共产党不要试图去包办一切、垄断一切,试图去设计一个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经济计划,等于是“官僚主义的空想”(列宁选集四,526-527页;列宁全集三十五,473页)。 列宁还建议恢复贸易自由,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治疗官僚主义和对付小生产。 列宁以上的论述说明了苏俄的官僚主义问题,既来自文化、经济的落后,又来自错误政策的实施。换言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可能是“封建遗毒”,也可能是国家领导人不根据科学、胡乱行事所造成的恶果。

不言而喻,毛泽东派对官僚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列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推行和加强不只是脱离了物质条件,也使得商品、劳动力、文化更加难于流通,同时为了巩固这种原始的劳动组合,更加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因而给这一错误的纠正带来更大的阻力。

H. 结论

就对待小生产的政策而言,无论是经典理论家或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人员都认识到小生产的局限性,因此,将小生产最终引导上合作生产的道路,也是为所有人所赞同的。

小生产问题至今迟迟不得解决,原因主要来自许多人没有考虑到,将小生产引导向合作生产之前,必须具备某些客观条件(诸如:先进的农业机械、水利灌溉、交通等)和主观条件(农民的意愿、经预先培训的、足够的科技人员,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方案等)。 在这些条件没有具备之前,列宁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是一个值得参考的选择。

长期以来,新经济政策不受重视,除了受斯大林意识形态干扰外,似乎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客观地看,工人与农人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譬如说,工人希望得到更廉价的农产品;而农民则希望取得更多物美价廉的工业品。 当工农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同时农民在国家机关里又缺少代表自己的利益的力量时,农民便往往成为牺牲者。 一个站在领导地位的工人政党如何持平地协调工、农两大阶级间的矛盾,在实践中显然不是一件易事。 尤其是当工人阶级本身还处于文化低落、经验缺乏且需要由易于变质的职业革命家来代理政务的情况之下,就更显得列宁式的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和执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2. 许多人往往忽略小生产在社会上所发挥的正面作用。 大工业生产方式不过是近两百年来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几千年的小生产早已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即使在今天,我们只要观察发达工业国家里的小生产的灵活性和顽强性,以及在一些完全无效率的政府统治下的国家里,数以千万计的小生产者仅凭着个人的智慧和勤劳,为社会解决了大部分的就业问题和提供了大部分的生活资料。 因此,除非某一个社会的某一种经济环节已强大到可以取代小生产的服务的地步,任何违背小生产意愿的合作化措施都是多余和有害的;

3. 无论是出于建国时保卫祖国的需要,或是由于一个长期错误政策的影响,多数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因长期得不到工业的反哺,并受到一些不合理的价格政策(如偏低的农产品价格,和偏高的工业品价格)的危害,而处于日益贫困的境况;

4. 官僚主义的产生不仅是合作化的结果,同时又成为阻碍任何改革的原因。

然观察和比较一个社会不同领域的官僚主义问题,往往会发现:中央决策人员与农业官僚之间的联系,远较其与工业或军事部门的官僚之间的联系要淡薄。 因此,每当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任何经济改革方案时,总倾向于先从农业范围着手。 农业问题虽仅仅是社会主义诸多问题的一部分,但农业改革的广度、深度和方法,多多少少可视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今后发展前途的第一个信号。(原载于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