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欧洲人对西藏问题态度的转变-兼谈达赖喇嘛的态度
  

  目前在西欧,年过六十的人每当接触到新闻界对西藏的报导,常会不解地问:
“从什么时候开始,西藏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之所以不能理解,原因在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教科书里都有“西藏为中国的领土”的“教导”。大
战结束后,此地教科书对西藏主权的介绍则越来越模糊不清。然不论是强调西藏
人要求独立,或是公然指责中国侵略,趋势是,主张西藏在历史上一向独立自主
的说法渐成主流。教科书的内容虽非尽是真理,经常进行修改、补充也不足大惊
小怪,但像这样严肃的问题,不加任何交代地予以全盘改动,起码在欧洲说来,
是不多见的。

  针对这问题,此地一朋友曾表示,当日本衰弱的时候,欧洲人认为它是受儒
家思想之害;而当其强盛时,又说它是受儒家之惠,总之,欧洲人对东方问题的
“看法”经常是如此自相矛盾的。固然,“看法”与“瞎扯”之间并没有一道万
丈鸿沟,其内容尽可荒谬,听者也无妨一笑置之。然而,主权毕竟是严肃的国家
权益问题,对此,教科书的先后不一致态度,肯定具有某种特殊背景。

  二十世纪之初,在列强的侵犯之下,中国已呈奄奄一息、任凭宰割之状。当
时任何强权只要是有此野心,便能易如反掌地把西藏吞并。然而,1906年的
中英条约和1907年的英俄条约竟奇迹似地承认西藏属中国所有。个中原因无
非是,当时俄国南侵与英国北侵的力量在阿富汗与西藏一线交触,英、俄为防止
双方的直接冲突,并保护既得之利益,两方通过谈判设定阿富汗为中立区,西藏
则仍属中国所有。其他的帝国对此“缓冲地带”的构想均表满意,因此也相继地
以积极态度对中国的宗主权加以承认。这也就是战前各国教科书的有关内容的来
由。

  至于战后,西方各国为何又逐步地对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置疑,并暗中支持
其新闻界和学术界作出对中国不利的宣传呢?说穿了,其原因不外乎反共,并且
为了达到此目的,不惜歪曲历史和干涉中国的内政。就这点而言,显然是违反了
“国家主权不因其政府的意识形态而受限制”原则。

  平心而论,即便西藏自元朝以来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如果在一个和
平的国际环境里,汉、藏民族通过充分的讨论,并一致达到分离对双方均较有利
的结论,汉族是无有任何理由坚持统一的。而如果上述条件并不存在或并不成熟
时,冒然地听信外国的煽动,则任何独立活动不但于事无补,反会无谓地增加双
方的苦难。达赖喇嘛最近出版的一本以《流亡中的自由》(Freedom on Exile)为
题的自传便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书中,他以“简朴的和尚”自称,细数他的经历
和主张。令人注意的是,他在印藏问题上避而不谈,而在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却
又节外生枝。众所周知,印度自独立以来所继承的除其固有的领土主权之外,还
包括英国殖民时代的扩张野心。也就因为如此,它不仅动辄干涉邻国内政,甚至
还以实际行动并吞了包括部分西藏地区的他国领土。而毕生为领土主权“抗争”
的达赖,竟然对印度的不法行径视若无睹,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实难让其兄
弟民族对“独立后的国际环境”感到放心。除此之外,“自传”中有地图一张,
其中除了把西藏划出中国版图之外,甚至把新疆、内蒙古以至于东北都一并割离
出去。

  达赖身为一教宗师,并以宣扬和平手段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荣誉,其举手投
足本应在有理、有利、有节之间讲究分寸,然在“自传”之中,他不但不设法寻
求消弥与中国政府间的矛盾的办法,反倒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不友好意图,无端
端地制造新的纠纷。这样做,固然充分地发挥了流亡中的“自由”,而同时,却
又显露了和平攻势之后的非和平意图。

  199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