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法律角度剖析“一个中国”

                             俞力工
  

  陈水扁先生近日拜会新党之时提出要北京政府对“一个中国”的定义作出诠
释。他认为在台湾上下对“一个中国”还没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他不会作出任何
决定。同时他又表示,如果大陆一方坚持本身对“一个中国”的定义,他将无法
对大陆进行对话。结合他在选战前所建议的要北京政府在进行谈判之前不预设立
场,即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是把“一个中国”作为一个谈判的议题,似
乎一向对北京的立场十分清楚,因此如今突然要求北京政府作出诠释的举止就显
得是另藏玄机了。

  实际上,无论北京政府或台北政府均曾对“一个中国”下过明确的定义,以
北京政府为例,近日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对“一个中国”所下的定义是:一.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四.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北方面,1991年3月发布的《国家统一纲领》对“一个中国”作过如下诠释:
一.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三.中共政权
自成立以来,其治权从未及于台湾。

  与之作一对比,除北京政府强调“代表台湾”和台北政府突出“对台湾的治
权”之外,两当局对“一个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毫无二致。台湾目前之所以“
上下还没达成共识”,最大的原因在于,自九十年代以来,李登辉连续不断地尝
试将国家的分裂状态永恒化,而陈水扁又是李登辉“两国论”的积极拥护者,因
此在他否定《国家统一纲领》、否定“一个中国”的同时,又希求北京政府改弦
易辙,提出一个能够为台北新政府所接受的诠释。有鉴于此,《国家统一纲领》
在陈水扁时代或可视为老黄历,今后他所坚持的将是一个以“国与国关系为骨干,
以未来的统一为画饼”的两岸关系。不难预料,今后两岸当局继续会在北京一方
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台北一方所提
出的海峡两岸是个“国与国”的关系之间发生极大的磨擦。笔者关心的是,除了
官方立场和各自表述之外,是否能够从学理的角度对双方的立场加以客观的剖析
和评价呢?以下,首先试从国际承认方面对经常出现的误解作一澄清。


  国际承认

  国际承认一般涉及对国家的承认和对政府的承认。前者主要针对新成立、新
独立的国家;后者则针对具有理所当然的代表性的政府的承认。以1949年的中国
的情况为例,当时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中共北京政府原当单纯地寻求国际社会对
新政府予以承认,但就由于共产党多此一举地把中华民国国号更改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因此就长期地把承认国家与承认政府的问题搞得混淆不清。

  既然国际承认不涉及已存在了好几千年的中国,而是选择一个处于内战未决
状态的两个交战政府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政府,那么,一般的国际习惯为何呢
?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的承认准则不在于视哪个依宪法、依民主过程产生的政
府为中央政府,而是视哪个政府实际有效地统治着国家,或至少,实际有效地统
治绝大部分的领土;对外而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哪个政府能够承担国家义务。
换言之,国际承认实际涉及的是承认政治现实(即合理性),与“合法”与否无
关。

  当然,该国际习惯并非没有违例情况。再以中国为例,西方国家长期承认中
华民国台北政府为中央政府,长期让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拥有安理会席位,主要的
考虑不在于北京政府是否实际有效地统治绝大部分的领土,也不在于它愿不愿或
能不能承担国家义务或国际义务,而在于西方国家为了围堵共产国家而不惜破坏
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这里还需要顺便一提的是,自冷战结束、共产政权基本
消失之后,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西方国家又往往以“违反人权”为由拒绝对具有
代表性的新政府给予国际承认,甚至动辄对具有实权的新政府进行干涉。在国际
社会里,强权践踏国际法的事件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毕竟是历史经验的积累和
行为准则,除非形势改变并导致法律的修改,否则国际法仍然是个审核、规范国
际行为的客观标准。

  七十年代美国处于战略需要纠正了长期藐视北京政府存在的立场,由是除了
正式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之外,甚至还承认了“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理政府”(即legitimate
Government,北京官方的措辞为“合法政府”,即legal Government)原则。

  如前所述,国际承认一方面主要是个政治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另一方面,
承认的基础在于现实利益考虑,而非“合法”依据,因此不得刻意把“唯一合理
政府”误译为“唯一合法政府”。除此之外,承认一个交战团体的领导政府为中
央政府不过是认识到该团体已实际有效统治大部分领土并因此具备承担国家义务
的能力,而不是认为该团体也能充分代表其他交战团体所统治的地区。因此,北
京政府再三强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非客
观事实的写照,至多只能视为对“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或主观愿望,或今后
的努力方向。另外,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即便承认北京政府为合理代表中国
的中央政府,并不意味着,第三国看不到台北政府有效统治台湾的事实,因此也
就不可能有任何国家与北京政府签订任何涉及台湾内部事务的条约(如商务)。
至于台湾当局,虽然在联合国占有席位时期也同样有自称“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的倾向,但就目前的孤立境况而言,却不愿在与北京政府进行任何政治
谈判之前预先放弃对台湾的代表性,或说预先承认北京政府对台湾的“唯一合法
”代表性。有鉴于此,北京政府今后固然在“两国论”方面可以采取高压和寸土
必争的态度,但是在“代表性”的问题上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


  台独分子的盲点

  “两国论”的理论基础在于“自1912年以来中华民国即已存在,同时又长期
有效统治台湾,因此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着国与国之间
的关系”。该“立论”的盲点在于:

  1.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之后无论是在受到国际承认时期,或七十年代之后
处于国际孤立阶段,实质上始终是个占领较小部分领土(台湾)的交战团体(或
称交战政府),其国际法地位虽高于隶属中央的地方政府,但也至多是个地方的
事实政府。换言之,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并非在台湾建立一个有别与中国的新
国家,也不是把中华民国迁移到一块不属中国的土地上(如新加坡),而是一个
在同样的中国领土之上退踞一隅的交战团体,因此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纯粹
是个脱离法律常识的错误观念,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

  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只要在内战未决的状态下,对任何一交战方而言,所谓
全国的主权与治权都是个未决的事体,除非,某一交战方能够事实上征服另一方,
或者,某一方放弃征服另一方的意图,并允许他方独立。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
局部地区的政府和交战团体既不能征服对方,又不能单方结束交战状态,更不可
能从对方取得首肯同意中华民国独立于大陆之外。

  2.台独分子长期援引《旧金山和约》与《中日和约》(按,中华民国与日本
之间的和约),目的在于强调该两条约均未指出“日本放弃台湾之后,台湾究竟
归属何方”。该“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早已在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
分”之后彻底无效。

  从这一段历史变迁,即从美国与二战结束后为围堵中国而处心积虑地炮制“
台湾未定论”到七十年代与中共结盟的过程,台独分子应当清楚地看到,他们可
以在美国的支持下壮大,也随时可在美国的出卖下走投无路。

  3.就国际惯例,一个处于内战或分离运动情况下的团体要想争取独立必须要
获得利害相关国家的支持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一个利害相关的国家,又
是一个坚决反对国家分裂的核子大国,台湾多年来能够维持现状已是得来不易,
如今奢求绕过北京政府寻求独立实在是既不合法理又有违常理。

  4.最后,国际承认还涉及“要求独立”团体的“独立性”和“持续性”。如
果独立运动或分离运动明显是受到外来势力的操纵,或与敌对势力的实力对比太
过悬殊,国际社会对其提供承认则一来不能体现自决精神,二来反刺激敌对势力
加速对被承认方采取军事手段,承认国这么做自然除了犯有干预内政之嫌外,同
时又是刻意制造纠纷和破坏国际和平。

  统而言之,就国际法角度观之,台湾某方人士近年提出的“两国论”非但不
合学理,又置自己于极端危险地步。陈水扁年轻时代专修法律,在此攸关台湾全
体民众前途的大事上,却赞同一个令人对其法学素养感到失望的理论。台湾当局
自诩“民主、法治典范”,而提出“两国论”却是十足的“知法犯法”。(完)
  

  2000年4月12日于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