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政治伦理与唐飞

                              俞力工


  10月3日,执政仅仅4个多月、寄人篱下的台湾行政院长唐飞终于决定辞职。
就远因与近因方面,几乎在唐飞出任行政院长之日起,即已在报端出现诸多精辟
评析,而笔者所感兴趣的,却是台湾独特的政治伦理问题。

  西方国家产生民主政党政治的前提在于军事官僚退出政治舞台,其社会基础
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均同意透过各自的政治代
表在议事机构中据理力争,因此一旦某政党在议会中或选举中形成多数,便可获
得执政的权利,不然,也有与其他政党构成多数而组织联合政府的可能。

  固然,二战结束后,由于经济蓬勃发展,服务界急剧扩大,科技、物资发展
使得人们的思维越来越被动和“单向度化”(one dimensional, Herbert 
Marcuse马库舍如此说),蓝领、白领以至于传统阶级政党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
尤其到了冷战结束后,几乎所有政党均适从所谓的民意调查结果,于是提出的政
见、政纲更是如出一辙。然而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却极少发生败选政党(反对党
)的政客参与胜选政党所成立的新政府,或下野党要求与新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或于选战期间随意为其他政党、政客助选,或像走马灯似地在政党之间“转台
”。国际上绝大多数政党政治之所以还存在一定的稳定性,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活
动家均认识到从政必须要有相对固定的追求和远见,必须照顾到本党的团结和凝
聚性,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尊重起码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政治伦理。

  台湾,就这方面而言,的确可说是政党政治中的异端,它的“灵活性”与“
短线性”相当切合台湾小商人的人口比例,均属世界第一。小商人者,多出于厢
愿、短视而信奉“过这个村没这个店”的教条,因此倾向于抢先一步,尽快做成
哪怕是仅仅一次的买卖。至于同行的伙伴,自然也会设法依样画葫芦,而若失去
先机,便出现了集体讨价还价的要求(与民进党组成联合政府)。因此,如果洞
视台湾的社会特征,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国民党政客丝毫不顾与亲民党一道可在议
会中构成多数的优势,同时如果发挥如此庞大的反对党力量,完全可以造成使民
进党政府屈服、瘫痪的结果。言及此,唐飞不能不算是“偷步”最早的始作俑者,
尽管出任行政院长对在野势力造成了冲击,但就个人而言,还毕竟是过了“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的“一把瘾”。(完)


  2000年10月5日于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