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的官僚主义
  
                               俞力工

  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土崩瓦解,其核心问题固然在于其经济体制的
不合理,然而大多改革国家即便引进了市场机制,各行各业关键职务仍然处于旧
官僚阶层的控制之下,尽管与西方已化敌为友,但其贪赃枉法的程度与过去相比
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费解的是,那些年轻时代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究竟是
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堕落为因循苟且、麻木不仁,该为不为,不该为而为之?为
了寻求解答,似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层面加以探讨。

  历史上出现过的几种官僚主义

  综观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同形式的官僚体制:封建时期由于广大、
分散的私有小生产者无法团结起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客观上必须要有封建官僚阶
层进行分派贡税、徭役的武断统治;资本主义社会也必须要有官僚阶层来打垮封
闭、落后、愚昧的封建官僚,同时还得担负着维护等价交换、自由竞争、履行买
卖契约、协调资本家之间、劳资之间利益的功能。至于社会主义国家,指令经济、
集权统治明显体现出封建专制的特点;而步入后冷战改革时期,又出现封建、资
本主义两时期的官僚主义并存的混乱、矛盾状态。

  列宁早在1924年逝世之前即已察觉官僚主义问题,由是指出:该国官僚主义
的根源在于小生产的落后,再加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无所不包的“官僚主义
空想”政策使得问题更趋严重。为寻求解决办法,列宁建议实施“新经济政策”,
即取消统购统销,对外开放,恢复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国家有限度地掌握关键企
业,禁止在农村推行共产主义,在农村建立商业合作社(非生产合作社)以防止
农民受商业资本盘剥。

  “新经济政策”实施不及十年,斯大林先是借助布哈林的威望,以捍卫“新
经济政策”为由,把以托洛斯基为首的左派政敌悉数打倒;接着又以“新经济政
策过时”为由,藉推行左派曾提出的“高速工业化”、“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牺牲农民利益),把右派政敌消灭殆尽。就在此社会主义蜕变为斯拉夫极权政治
的关键时刻,共产主义运动便在饱受日本欺凌、国际上又孤立无援的中国应运而
生。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其说是人民的选择,不如说是百年来列强把中
国的元气彻底破坏之后的偶然结果;至于中共的指导思想,则与其说是得到马克
思的传承,不如说是受到斯大林所代表的斯拉夫封建统治的蛊惑与全盘摆布。处
于这种极其无奈、被动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便身不由己地长期陷入斯大林主义的
泥沼。

  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不单是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畸形发展,更致
命的是,无论一党专政、阶级斗争、统购统销或集体生产均需要依靠大批的各级
干部自上而下强制推行,而一旦庞大的官僚体系形成,罔顾民众利益、凭藉主观
意志办事的积习养成,其本身便成为社会的最大负担和任何改革的最大阻力。

  治理官僚主义的办法

  无论列宁或包括中国的改革国家对官僚问题的认识的高低,均不同程度地依
仗恢复自由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的(指上述的“新经济政策”)竞争和现代化生
产,来同时治理官僚主义与小生产问题。然而就列宁于1924年逝世后的发展看来,
单单依靠经济制度改革,似乎不足以解决苏联本身与东欧集团的官僚问题;在中
国方面,经历了20年的自由开放之后大体说来也只能在部分沿海地区发挥预期效
果;至于广大内地,尤其是落后农村,官僚阶层早已成为吞蚀一切良性细胞的肿
瘤。有鉴于此,如果中国的改革还有取得全面成功的希望,必须确保落后地区摆
脱官僚的束缚,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应当果断地进行外科切除手术。

  革命或改革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外科手术?这就涉及老生常谈的革命或改革的话题。
马克思所处时代,大体上可以以“资本集中化、生产社会化、政治高压化、贫富
两极化、矛盾尖锐化、国家民族化”来勾画。马克思身为受压迫的德国犹太知识
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一套激进、浪漫的革命学说似乎是无可避免,然
而问题是,就在他逝世之后不久,西方社会在军事官僚纷纷退出政治舞台的前提
下,先后走上议会民主道路。此际,欧洲的左派既然能够通过议会道路达到参政
目的,便陆续放弃了暴力革命主张。

  经此和平演变,一般发达国家多能做到对内实施兼顾人权与公正的民主政治,
对外也由生存空间的争夺逐步转移到共同文化圈内部的无间合作,从而使发达国
家的相对优势成为永恒。近百年来,在西方国家的压倒性优势状态下,唯一能够
步入发达国家之林的有色人种国家即是日本,而如果观察到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如
何联手诋毁日本的经济体制,如何限制日本工商业的竞争,便能够了解日本十多
年来的低迷不振由何而来,以及一个非欧美国家寻求突破的艰辛万难。

  言归正传,中国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开始,虽已经历整整一百年,至今在江
南沿海一带才真正算是稍具资本主义规模,因此绝非偶然地,当前以江南地区为
根基的政治局领导人突然决定把共产党的组合逐步注入资本家新血。不难预料,
只要沿海地区继续蓬勃发展,其经济利益必然要向内地扩大,因此就难免会采取
软硬兼施的办法,甚至包括镇压和议会道路的手段,排除地方势力所造成的阻力。
2001/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