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与前景

                              俞力工

  如果说全球化是个八十年代初由欧美西方开始推动的市场经济扩大化运动,
那么,中国毫无疑问是个适时赶上全球化列车的最具代表性国家。

  短短20年多年内(79-02),中国在巨额外资的配合下,国内总产值增加了
22倍,增长率也达到平均9%的世界最高记录;对外贸易金额以世界第27位提升至
第6位,外汇筹备与外资吸收量均达到全球前茅地步。所有这一切变化,自然对这
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造成巨大又全面的影响。

  然而从消极一面观之,社会福利遽减、资产流失(Kapitalflucht)、资源消
耗、生态破坏(如水土流失、河流干枯、林盖面积减少)、环境污染、失业问题
加剧、两极化、老龄化、人口膨胀(由79年的10亿到目前的13亿);犯罪率的攀
升、贪污腐化、卖淫、爱滋病、性病、吸毒、道德败坏…等等,也都像是脱缰之
马无可驾驭。至于青少年,自然也不脱俗套,犯罪年龄不断下降,犯罪手段之残
酷益加骇人听闻,尤其色情与暴力的结合完全不亚于任何主流社会。值得特别强
调的是,上述消极面的发展速度,就全球范围而言,也毫不夸张地达到领先地位。

  为使中国的特点更加凸显,首先似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比较中西方的差别:
1.生存空间:经过两百多年的竞争、部署,西方国家显然已形成两个生存圈。一
是所谓的白种人盎格罗萨克森基督教生存圈(White Anglo-Sacksen Protestant
Countries, WASP);一是欧洲联盟以及潜在的包括俄罗斯的所有加盟国。 该两
地区无论是疆域幅度、劳动力素质、自然资源、生产力、文化教育、自我调整的
能力、对外经济、政治的压倒性控制等等,不但目前无可挑战,将来也未必会有
衰退之虞。至于中国,虽经数千年的开发与精耕细作,80%以上的人口却仍然拥
挤在仅有的15%的可耕地上,同时环顾周边地区与国家,不是人口同样稠密,就
是毫无扩张价值的沙漠与高山。因此如果上述各种问题的恶化速度不变,根据最
乐观的估计,不出30年各种问题便可能交织在一起,形同一个人类史上前所未闻
的超级炸弹;2.就社会自我调整机制而言,当前欧美社会的民主议会体制虽然还
远远不能调动人民的智慧,解决诸如:参加科索沃的轰炸行动是否违背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章程规定?是否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是否违背德国宪法规定?9.11
事件后美国究竟应当加强、完善国内、国际的立法、执法机制,还是诉诸于以暴
制暴?一个中立且无任何纵深地的弹丸小国,如奥地利,是否有需要大批配备拦
截机(Abfangjaeger)?但起码的,西方的议会、媒体、学术界的集合力量多少
还对官僚机器的廉洁政治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反观中国,直到目前为止,政府
基本上还只能容忍体制内的(如纪律委员会)自我监督,而其结果必然是结党营
私、贪赃枉法。

  然而即便如此,中国1980年以来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其原因至少包括三个
方面:1.中国的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3%以上,且出于文化传统原因多“敬神而远
之”,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宗教、民族、阶级问题;2.中国社会远在耶稣时代便已
达到商品、土地自由买卖的商业资本主义的高度。虽然两千年来商品经济所积累
的财富受时代条件约束,无法大规模转变为工业资本,而是不断扩充土地的占有,
并导致两极化之后的农民革命,政权的更迭,土地的再分配,以及下一个循环的
开始…。但是,商业活动早以成为广大人民的生活方式,该情况直到1949年之后
才受到斯大林主义〔一种典型的斯拉夫原始公社制度〕的干扰与破坏。因此当八
十年代再次恢复商品经济之后,中国人民能够毫不费力地重操旧业,以极快的速
度恢复市场的活力。对比之下,欧洲直到17/18世纪才真正开始打破封建割据,使
商业活动从“特权”与“垄断”转变为“自由经济”。所不同的是,西方的“自
由经济”几乎一开始便与工业革命结合,由是给予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移的机
会;3.中国拥有用之不竭的优秀劳动力与技术力量。尤其是在政治相对稳定的境
况下,随着全球化浪潮,四下扩散的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理所当然地看中中国的
加工能力与庞大市场的消费潜力。需要顺便提及的是,西方社会同时期还面临着
排外情绪、本国人口零增长的压力,因此当本地的机器设备找不到足够劳动力伺
候之时,机器设备便自然会在国外落脚到最为合宜的地方。除此之外,迄今为止
外来投资目标多集中于装配与来样、来料加工,其产品尚不至于在国际市场上与
西方国家激烈竞争。如果一旦中国具有推出高科技品牌产品的能力,并对西方对
手造成竞争与压力,上述两大生存圈(即WASP与EU)是否会像八十年代末期联手
压制日本那样,对付中国则不得而知;4.中国的官僚体制固然臃肿庞大,贪赃枉
法,但与大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别在于,中国官僚阶层具有相当高的组织能
力与工作效力。该情况就像一个个人,只要在一生中建设性的活动大于破坏性,
则终究能够达成一定目标。20多年来,保持9%左右的成长率说明中国的官僚非完
全是恶性肿瘤,其所收受的佣金与贿赂甚至起着一定程度的润滑作用。至于如此
的增长是否能够维持下去,是否能够在今后的20-30年内逐步抵消上述一系列问
题带来的冲击,则正是所有有关争议的核心。

  在疾速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传统大家庭社
会结构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开始解体,尤其到了共产政权的成立,通过扫盲与
义务教育的推行,双职工的普及,养老制度、医疗保险、幼儿园的建立,家庭的
传统功能日益让位于社会,以至于今天至多还有20%的经济独立成年人与父母住
在一个屋檐下,而其主要原因在于房荒以及养老制度的松动。就此意义,本世纪
家庭的原子化过程(Atomisieren)并非西方独有现象。尤其是考虑到,长期以来
共产国家无一例外地采用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教育制度,更是进一步地让
竞争精神消除了传统家庭的男女、老幼、内外差距。

  同样地,处于后现代时期,透过媒体与教育,商品文化的扩散,中国的年轻
一代早就像所有西方国家一样追求时尚与品牌,同时益加影响家庭内的消费取向。
然而父母亲这一方,也为子女的高消费、敢消费、喜新厌旧,以及日益增加的社
会影响(如电视、网际网络、平面媒体)感到力不从心。至于国家当局,对外来
文化最加防范的似乎仍旧是政治评论与体制改革的呼吁;至于充斥市场的暴力、
黄色影碟等文化商品则始终是熟视无睹。最近,西方国家司法当局互通情报,由
是同时对恋幼癖(Pedophil)网站及其顾客进行全面扫荡。反观第三世界,似乎
就缺少这种国际协作动力与自我调整的机制。换言之,第三世界对西方主流文化
基本上是一贯照单全收,永远被动地让这些文化影响在社会里起发酵作用。1995
年布列辛斯基曾经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 针对全球化问题的一次讨论会上
表示,全球化过程中,将有近80%的世界人口多余化和边缘化。为使这批人安分
守己,就得对其散布温情、低成本、半满足、半麻醉的“奶头乐”文化商品,(
即“tittytainment”,英文“奶头”titts与“娱乐”entertainment的组合),
来麻痹边际人口的不满情绪。当前,西方社会的“奶头乐”与长期不加遏制的性
旅游已像澳大利亚回镖(Bumerang)一样,反过来对欧美本地青少年造成严重性
侵犯问题。这种“主流文化”的影响自然也在第三世界泛滥成灾。笔者丝毫不怀
疑,只要西方国家有关当局采取果断措施,这些社会问题不难迎刃而解;值得担
心的倒是,处于经济边际化的第三世界人民,一旦道德防线也随之全面崩溃,各
地区的传统原教旨主义的激烈反弹不说,亨廷顿(Samuel Huntingtun) 所建议
的“围堵”措施是否能够凑效也颇堪忧虑。

  当前许多人对中国所提出的问题已不再是“中国还有什么方面是属共产主义
的?”而是,“中国还有什么文化是属于固有的?”或进一步说“中国哪些固有
文化能够在今后的国际交流中作出贡献?”笔者以为,当物资基础还没牢固之前,
谈及文化建设有如纸上谈兵。但只要一旦物资生活的改善足以让中国人民顾及“
软性”问题,则五千年的文化遗产自不愁找不到可以挖掘、发挥的素材。放眼世
界,中国人的足迹遍地皆是,但却鲜有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而归化所在地文化者,
更不曾出现自怨自艾、酗酒、失落的华人群体,原因无他,他们之不屈不扰依凭
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有朝一日物资问题获得解决,文化自省与文化重建自
然而然会提上议程。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幸运的20%“核心人口”显然不可能为
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全部占据。因此今后部分“先富”和“核心化”的中
国人口是否足以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是否将能够开发局部的文化遗产,甚至仅
仅挖掘低俗的、中国式的“奶头乐”,则是个未可预料的前景。2002/10/22

(本文系应下奥地利省未来学院要求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