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化重建的困难

                              俞力工

  “不知道非洲国家的殖民历史,会以为「台湾人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
哀。不清楚国际对中国市场的反应,会永远以政治的单一角度去思考中国问题。
不了解国际的商业运作,会继续把应该是「经济前锋」的台商当作「叛徒」看待。
不了解美伊战争后的欧美角力,不了解联合国的妥协政治,不了解俄罗斯的转型,
不了解开放后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了解全球化给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带来
的巨大挑战……不了解国际,又如何奢谈找到什么对话的语言让国际了解台湾呢
?”引自龙应台的近作《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

  笔者以为,此文的特点在于,以国际视野鞭策“只会欣赏自己的肚脐眼的乡
土主义者”。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国际上的文化批评家总是有一定的分工与着
力点,批判对象或是欧美,或是大陆,或是台湾,目的不外是取长补短、惩前毖
后。遗憾的是,却有这么多的小肚鸡肠认为龙应台“没有权利”批判台湾与欧美
社会,理由是“大陆要糟糕得多”。

  虑及龙应台所指的“非洲人的悲哀”,黑人在欧美社会的失落与自暴自弃;
同时有鉴于大陆多数新移民的文化程度远低于老移民的事实,以及其子弟在欧美
社会主流文化冲击下的失落、逆反与无所适从,笔者多年来呼吁海外华人在母语
教育之外,尤其要注重文化对比、人文教育…。出于同一动机,本人两年前曾有
幸参与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座谈。记得当时李、刘两位对奥地利的与会者传达
了“从扬弃语言暴力到杜绝一切暴力行为”的主张,但面对中国文化重建问题,
他们却表露了“无从下手、力不从心”的沉痛心情。笔者当时感到这两位大师或
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竟不谋而合地试图从语言行为的角度对社会进行适
当的改造。对于这种“道德呼唤”的有效性,本人一向持保留态度,但就在思索
如何提出更加根本的建议时,来自加拿大的黄佩玉女士却以关云长为题,建议以
“重义”作为文化重建的突破点。会上笔者固然恭维黄女士画龙点睛,但希望也
能够以“重仁”来弥补另一只遗漏的龙睛。其实,当时笔者私下的心情与两位大
师基本上大同小异。原因是,我们的悲哀在于中国文化“源远流不长”,传统的
文化精神、民族个性如今除了在东南亚的某些华人居民点还可发现之外,在中国
本土上,基本上是荡然无存。由是,面对的困境在于:对孩童们介绍千年文化易,
解释其终结难!

  数星期前国内名作家、在奥地利作访的冯骥才先生应维也纳某中文学校之邀
进行演讲。冯先生一方面着重介绍国内他之为维护文化遗产所作的努力,二方面
满怀信心地主张让西方人增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笔者暗地里想着,十七、八世
纪,欧洲在中国艺术的影响之下,

  形成了洛可可风格(Rococo);在中国的自然主义影响之下,西方产生了人
本主义和打倒神权、君权的人权思想;在中国科举制度、有教无类的影响之下,
形成了西方的现代考试、教育制度…。西方,凡对中国固有文化所了解的、赞许
的,无论是器物,或是精神文明,基本上都接受了;而中国却学了多少,丢了多
少?

  其实,再造文化、发扬文化绝非当前经济起飞之后的课题,早在49年之前,
梁启超、唐君毅、朱谦之、张东荪、潘光旦、张阴麟、林语堂、胡适之、梁漱溟、
王治心、张其昀等等早已作了大量的研究与论述,只不过这刚飞起的风筝,随着
共党的“解放”就断了线;至于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一旦失去了文化土壤,便
淹没在西方商品文化之中随波逐流;如今再加上现任政府的台独意识,更是发展
到“割了脐带又刨根”地步。

  综观1948年之前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探讨,虽然,开明知识分子均参考了
西方的社会发展史与阶级分析方法,却对中国得出“阶级社会”与“非阶级社会”
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中共与其同路人,认为中国必须采取阶级斗争的办法加以
改造;另一派则认为中国两千年来已经具备民族同类型、统一和自由经济的社会
条件。也就由于官僚基层为中央指派(包括科举)而非分封或世袭;而既是生产
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的土地紧紧掌握在每个家庭的手中,

  为农民私有,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孕育“重家庭、重伦理、重情理、重礼仪、
重仁义、重自由、重教育、尽义务、本分、勤奋、节俭、有恒、轻宗教”等精神
文明的土壤;由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自由经济社会不止是维持中国社会长期稳
定的原因,也是远较其他封建社会优越的最大特点。尽管中国晚清时代错过了西
方现代化列车,由是导致百年的屈辱,但却不得无中生有,在地主、资本家力量
微不足道的小农经济社会进行阶级斗争,不得将农民微薄的土地任意剥夺。相反
的,应当在自由开放、勤劳节俭的基础上引进西方的先进器物、精神文明。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也的确反映出某些背反规律:凡采取农村
包围城市(共党45年后所取得的胜利是从不曾经营过的东北开始)、发动阶级斗
争、摧毁农村仅有的士绅文化时期(如井冈山时代与整个农业合作化时期),共
党力量、国家综合实力迅即削弱;一旦给予人民更多的自主权,则经济蓬勃发展。
从同一角度,也不难明了,为何共产党把私有制废止之后,非但社会停滞不前,
甚至把国人逼进斤斤计较、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死胡同。如今,为了恢复民族
自尊,光大传统精神文明,首要条件便是排除国内阶级斗争意识,贯彻耕者有其
田政策,恢复土地私有制。只要土地基本无偿地回归人民所有,则政府当局不再
具有任意支配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手段,如此不只是能够让国人在脚踏实地的
基础上,恢复“勤俭起家”、“和气生财”、“恒产出恒心”的传统,同时又撤
除了专制集权的重要物资基础。2003/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