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土著的飞镖和达摩克勒斯的悬剑
		----谈法国对巴蓬的审判案



  自今年10月初法国政府对维琪政府官员巴蓬提出起诉之后,执政党内部掀起
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其内容不仅涉及巴蓬本人的罪责问题,甚至还牵连整个法国
现代史。一场小小的官司竟然勾起法国人刻意回避了50年的历史,其结果自然是
希拉克总统始料不及的。

  戴高乐派的历史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更确切地说,在法国战败后由贝当将军主持维琪政
府期间,法国当局曾在德国纳粹政府的授意下,先后遣送了7万6000名法国犹太人
至纳粹分子之手,其中生还者只有2500人。

  1944年8月25日,戴高乐将军随盟军收复巴黎后,一方面成立了临时政府,对
维琪政府若干政要进行整肃;一方面声称“胜利归功于法国人”,“共和国一直
巍然存在,维琪政府则始终形同虚设”。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所谓的“共和国”
(即戴高乐在伦敦成立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自然不应当对维琪政府的任何行
为承担责任。根据同一逻辑,戴高乐之后,所有的保守派政府均不认为法国政府
或法国人民应当对上述不体面事件负责。

  到了社会党执政时期,米特朗总统虽然仍旧不认为国家与人民应对该事件负
责,却持着与戴高乐派截然不同的理由。在米特朗看来,法国战败后唯一的执事
政府是维琪政府,而非流亡政府。既然法国处于战败状态,并受到德国占领当局
的胁迫,其主权就并非完整,其行为就并非自由。在此情况下,无论国家或人民
均不应当对无可奈何的不幸事件担负责任。

  争论的爆发与澳洲飞镖

  待戴高乐派再次主政之后,1995年7月16日希拉克总统为了提出与米特朗不同
的看法,突然宣布“掩盖这段事实于历史无益”,理由是“国家对德国占领当局
的疯狂犯罪行为提供了协助的事实是无可置疑。该事件沾污了我国的历史、我国
的人民,因此我们得承担集体责任。”与此同时,希拉克自然也不忘提及“另一
个自由法国曾对维琪政府及德国占领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虽然希拉克尝试
淡化维琪政府的地位,他的主张仍然是间接地承认了维琪政府的存在与有效性,
同时也等于间接承认,整个国家对维琪政府的所作所为有继承义务的责任。

  由于希拉克的表态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赞赏,戴高乐派的若干同僚虽然对希
拉克的姿态感到不妥,却始终保持沉默。但是当今年10月初,法国政府对87高龄
的维琪时代某地方副警察局长巴蓬正式提出起诉时(由于他曾经签署过几道将169
0名犹太人遣送至集中营的命令),许多戴高乐派政要终于再也按奈不住积压的情
绪,交相对希拉克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迄今为止,有人批评希拉克的态度不啻是
“对抗战者进行污辱”;有人认为这场审判案“减轻了纳粹德国的罪责,因此对
纳粹分子有利”;有人提醒希拉克,戴高乐本人不仅曾对巴蓬的抗战贡献表示赞
扬,甚至还重用过许多维琪政府的官员,其中包括一度担任过总统的庞比道。

  除了戴高乐阵营的纷争外,当事人巴蓬表示这场官司是“把集体罪责推卸到
个人身上”。一向崇拜贝当将军的极右派领袖列蓬则讥讽戴高乐派说:“在伦敦
抗战自然要比在巴黎舒服得多1。现执政的社会党总理若斯潘反倒成了戴高乐派
的调人,认为此次审判案“应当针对的是个人,而非国家”。不论这场官司的结
局如何,也不论争论如何发展,希拉克对米特朗投出的暗器,就像是澳洲土著的
飞镖一样,结结实实地打到了自己的头上。

  历史与达摩克勒斯悬剑

  其实,当年的史实是这样的:1940年5月前后,法国军队相继败北。敦克尔克
一役全军覆没,遭敌方俘获的法军竟高达15万之数;设于东北部的马其诺防线也
遭敌军突破而彻底崩溃;首都巴黎更是受到轮番的轰炸,举国上下惶惶然不知所
措。值此关键时刻,英军退缩海峡对岸按兵不动,美国则“严守中立”见死不救。
于是,摆在法国政府面前的选择要么是抗战到底,玉石俱焚;要么是保全有生力
量和物资建设,尽可能地在谈判桌上争取最好的议和条件。法国当局决定了议和。
虽然,它接受了许多德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但也难能可贵地保留了自己的武器、
部分管辖权和殖民地。

  贝当将军所主持的维琪政府处境始终极为不利,一方面要对付政府内部的法
国纳粹分子,一方面要设法尽快把落于德国手中的数十万法军战俘释放回来。在
此背景下,犹太人便成为“弃卒保车”、“交换人质”的牺牲品。尽管如此,当
时除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与微不足道的少数共党分子之外,绝大多
数法国人民的确是毫无保留地支持维琪政府。10年前某作家便曾以《4000万个维
琪主义者》为题出书,描写当时全部人口支持维琪政府的情景。

  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对整个历史作了不实的阐述,对维琪政府的部分领导人
与纳粹分子也进行了整肃。但是整肃活动却不得不突然中止,原因是绝大多数人
民不愿再忆及这段令人伤感的历史,同时打击面太过大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如
今,经过50多年的沉默,法国人终于在希拉克的挑动之下,打破了知情人士之间
的默契,勾起了民众难堪的回忆。

  史学家常说,歪曲的历史就像是把达摩克勒斯的悬剑,在适当的时候,总是
会落在我们的头上。如今,悬挂在法国人头上的剑终于掉落下来,其手术虽深,
却也提供了让人彻底康复的机会。

  达摩克勒斯悬剑的双锋

  这次审判案,同时也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当时要拿犹太人作为牺牲
品?

  今年9月30日,法国主教为了天主教教会(代表95%的法国教徒)于二战期间
始终对犹太人遭迫害的事件表示沉默,而向法国犹太人社团表示道歉。

  两年来,经多方指出,战后法国政府曾接收了维琪政府与德国占领当局所没
收的犹太人财产作为“国家财产”;战后政府多次拍卖数百栋原属犹太人的不动
产;法国博物馆至今藏有数千件原属犹太人的珍贵艺术品;法国银行里也像瑞士
银行一样地占有犹太牺牲者的存款与黄金……。另外,有人强调,德国纳粹的排
犹政策曾获得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合作;集中营里遭杀害的犹太人来自17个国家;
在许多这些国家的银行与博物馆里均藏有犹太人财产;这些国家均有长期迫害犹
太人的历史;这些国家于战后也经常发生迫害或歧视犹太人的行为,譬如说,许
多东欧国家从德国得到给犹太人牺牲者的赔偿费之后,并没有转交给犹太人,而
是充为国家所有……。简而言之,迫害犹太人的行为不只是发生于战争时期的德
国或占领区,同时也普遍发生于战前与战后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因此,当前对法
国迫害犹太人事件的批判,也同时是个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于是,这把由
希拉克解脱下来的达摩克勒斯悬剑,不只是揭开了法国的疮疤,同时也用另一面
锋口,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无情的剖析。

  11/11/1997《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