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是与德国不一样

俞力工


最近,日本内阁在国会的答辩中,不仅继续为小泉的参拜行动辩解,而且还声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并非根据日本国内法作出,所以“日本国内不存在任何战犯”。

二战结束时,战胜国根据1945年8月8日签定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规章》成立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领导人进行审判(即纽伦堡大审)。1946年1月19日又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大审起诉书包括四个重点:反和平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及侵略罪。此次审判特点在于:改变过去视战争为合法行为的习惯,并引进了侵略战争的概念;改变了过去只能指控国家而不得指控个人触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作法,换言之,确立“不得以违反国家主权为由,阻碍对国家涉案人的法律追究”的观念。

设立两军事法庭的用意在于突破国际法的旧框框,试图通过新的法律秩序建立国际集体安全制度,但由于起诉、审判、执行者同为一方,无法避免“战胜者的司法”的指控;事后建立法庭、制定法律进行司法追究,也的确违背“新法律不咎既往”、“法无明文不为罪”的一般司法原则;至于侵略行为,以1939年入侵波兰为例,苏联也同时参与瓜分波兰和侵略芬兰的行动,因此又构成原告与被告“彼此彼此”的事实。基于此,德国最高法院始终不承认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

尽管德国对军事法庭的中立性与程序公正一贯持质疑态度,但就战争罪行而言,却从不否认纳粹政府应负的责任,也从不怀疑其国家领导人犯有反和平罪、危害人类罪与侵略罪罪行。因此也从不会对外宣称“德国国内不存在任何战犯”。果真德国政府公然做出如此否认侵略行为的声明,则除了会受到举国上下的指责外,必然导致许多外交关系的断绝。最严重情况下,甚至还会引起周边受害国家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1款的规定,视侵略行为继续进行、对敌国(指德国、日本)采取防止“再次侵略”的步骤。

就因为德国不否认侵略罪行,又考虑到改善国际形象和进行彻底的反法西斯教育的重要性,德国政府每遇重大场合,均不忘重提其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请求受害国予以原谅。基于德国的诚挚态度,当年的受害国多与德国恢复良好关系。如今即便求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尝试触礁,其原因绝非是反对国仍旧对德国的侵略罪行耿耿于怀,而是出于“平起平坐,不让德国先加入安理会”的考虑。

至于日本,非但不对其侵略行为进行全盘检讨,甚至把战败当作受害、把战犯当作靖国英雄。公开场合即便是表示歉意,至多只能视为回避罪责的“战略撤退”。每到遇有强大压力,其领导人才勉为其难地援引其政府某年某月做过的“道歉声明”。似乎,所有加诸于周边国家的苦难,一句“抱歉”就可一笔勾销。而一旦条件稍加“改善”,则反法西斯教育便蜕变为翻案教育,如今甚至还为了改变国际地位,不惜与周边国家制造紧张气氛。

其实就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而言,真正应当这么做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原因是当年该法庭完全由美国一手操纵,审理过程中非但处处给中方代表设障,甚至毫无理由地擅自释放了40名甲级嫌犯。如今,鉴于日本有意替二战全盘翻案,中国大可将计就计,要求恢复不曾正式宣布终结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继续进行审判,或者,单方面恢复南京军事法庭,从而对此不了了之的战争罪责诉讼案做个历史总结。这么一来,至少可以让日本人民知道那些靖国神社里供奉的“英雄”曾经在中国犯下什么罪行,也算是给日本反法西斯教育的一个补充。

就恢复“正常国家”方面,德国与日本一样,于战后在宪法中制定了禁止自卫之外任何军事行动的条文。冷战结束后,固然德国也曾一度出现过“恢复正常国家”的冲动,但鉴于维持良好周边关系的重要性,德国至多转弯抹角地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活动的参与,回避了本国宪法条文的“非战”限制。同时即便如此,其政府仍旧不忘再三宣布“北约组织的活动应当尊重联合国安理会的领导”。日本方面,则处心积虑寻求彻底改变宪法的“非战”规定。然而修宪之举要想取得议会绝大多数议员的通过,就必须故意挑起边界纠纷,以制造国家面临“安全危机”的假象。其结果,即便是成功地修改了和平宪法,却把一个“不正常”的平和国家改变为一个四面楚歌、毫无安全可言的“正常”国家。200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