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喜剧创作

                                木  然

　　前两天我写过一篇文章，谈一部前苏联的电影（见《欢笑中流出来的泪》），
其中我表达过我的这个看法，即“幽默与讽刺在中国电影表现上极之罕见，中国
喜剧电影的发展也是步履艰难，不是中国的导演不行，也不是中国的编剧不行，
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外，就中国人本身所接受的中国社会生活也是如此艰难沉重，
一条无形的绳索被我们自己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你叫我们能怎么笑呢？”我在写
这段话的时候，“一条无形的绳索被我们自己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让我思考了很
久，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这条“套在我们自己脖子上的”“无形绳索”是什
么，但我却分明感觉到这条绳索是存在着的。尤其作为文艺创作。

　　于是我想到“松绑”这两个字，这是好多年前说的话了，开始是给知识分子
“松绑”，之后是给党外人士“松绑”，再后来是给作家“松绑”，中国的文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单纯很纯朴的，别人给他“松绑”他就兴奋不已，从没有想
过是谁给他的绳索，又是谁把他捆绑？象被“绑”过多次的傅雷，1957年为共产
党“大鸣大放”的真诚而感动，他在论述党群关系时，专门在5月8日的《文汇报》
上发表了《大家砌的墙大家拆》，号召党群要打破“相敬如宾”“相安无事”“
相对无言”，但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就掀起了大规
模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4月30日，这位曾努力呼吁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的真诚学者，
终于逃不脱“右派”这顶帽子！这是有形的绳索！

　　我又想到赵丹，这个著名的艺术家，在他临终时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句遗言，
就是希望（党）对文艺创作少点儿干预（大意）！想想：那个被自己的人民自己
的国家称之为人民艺术家的赵丹，在即将离开他的国家离开他的人民离开他心爱
着的艺术，他久久不能释怀的还是那条捆绑着的绳索，这应是无形的绳索！

　　喜剧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寓乐于教！寓喜于思考！寓讽刺于警示！那些庸俗
的、胡闹的、强奸民意和低级下流的，都只能是糟粕，是垃圾！

　　我之所以特别推崇前苏联的几部喜剧，是因为这些电影通过喜剧的形式极巧
妙地讽刺了当时呆板的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社会生活方式，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
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很懂幽默很会利用讽刺的民族，蕴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俄罗
斯文化，是这种幽默这种讽刺的支撑点，而中国文化的宽容忍让性在先天上已经
拒绝幽默和讽刺，这不是我们一、二代人说做就可以作到的！

　　中国喜剧创作可不可以说今不如昔呢？

　　我是完全赞成这个观点的。50年代以前，我们还可以写出一些讽刺的喜剧，
那是因为国民党确实太腐败了，国民党从大陆的失败宣告了以胜者的共产党在大
陆的统治地位，文艺当然可以畅所欲言地对国民党及其社会生活进行讽刺嘲弄，
这时的创作没有负担，所以《72家房客》的出现以及成功是必然的。但当文艺创
作肩负起为“工农人民大众”服务的重任时，喜剧的创作就带有“歌德”的任务，
讽刺也不能无的放矢，这就迫使喜剧创作走入一个狭窄的胡同，从此难见一缕健
康的阳光！40多年以来我们除了一部《黑炮事件》可以慢慢品味之外，象《大李
老李和小李》、《今天我休息》、《他俩和她俩》、《甜蜜的事业》等等，为统
治阶级服务必然的成为编导人员创作的主导思想，你别无选择！

　　历史总是如此，一段艰辛历史的结束要经过相当年的沉淀后才会将悲哀化成
幽默！这使我们想起看过的《虎口脱险》，把一段法西斯侵略下的哀伤让人笑出
如此酸涩的眼泪，又如《阳光灿烂的日子》把狗崽子的游荡刻划得这样洒脱自由，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需要足够的耐性的！我们急是急不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