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蒙的《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一文的质疑

　　                          辛北

　　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文学不是我的专业本行，但是作为二十世纪巨变
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也想思考。《读书》1999第4期中王蒙先生的文章促使
我更加思考。

　　王蒙把许多人走向革命，说成是为了摆脱世俗和庸俗。对于一部分知识青年
来说，一开始可能是这样的。正如巴金、茅盾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这样，我们见
到和听到的30-40年代一些“进步青年”也多半是这样。比如他们对封建家庭不满，
先是出走，或者其中只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恋爱
了、革命了”的道路。封建家庭对他们来说确是当时桎梏人、压迫人的旧社会的
一个缩影。他们的出走，可以说是摆脱困境，追求不俗，使自己免遭“世俗的泯
灭”。他们出走和后来投向革命道路时充满着激情，这点大概无可怀疑。但不可
以想象那些“革命者”（或社会革新者）永远只停留在这种原发的动力上。如果
不承认革命和变革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改善大众的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的环境，而
只是为了“反世俗”，反对已经存在的或者不符合你的幻想之物，甚至把反世俗
说成了“不断革命”的永恒动力来源，好像这类人只是为了“变、变、变”，而
变就是他们的一切，目的却是没有的，那就太令人费解了。人类之区别于动物的
特点之一是对大自然奥秘的永恒的探索欲望，所以才会发展了各种科学，包括太
空科学。其目的是在追求人类更好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质量，如果按照王
蒙的说法，这也叫做“世俗”吧，因为一提到“物质”、“生存”、“生活”都
被归入“世俗”之列。

　　我觉得文章里似乎抽掉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社
会革新者、科学家、大自然探索者对于真理、自由、正义和社会公正的永恒追求，
其间也必然包含着对自己错误的不断修正。任何人昨天符合真理就是对的，今天
不符合真理就是错的，只有不断肯定正确，否定错误，我们的社会才有进步，而
评价前人和评价自己都应是一样。这一切是如此地实实在在，无论如何也不能被
代之以所谓激情、浪漫甚至幻想，仅只是表观和抽象的东西。

　　如果说一个人为了摆脱世俗、庸俗而梦想去当精英，那么那种精英能否代表
社会进步的主流则实属可疑。希特勒也可以说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精英”，他
为了实现“第三帝国”和“日尔曼优秀种族统治世界”的“伟大理想”，写出了
《我的奋斗》而且付诸于“伟大的”实践。他的那本“豪著”在那个时代里又曾
经倾倒了多少日尔曼青年？给他们灌注了多少青春“激情”和摆脱世俗的“优越
感”（精英感）？他把他们引向了什么人生道路？可是却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一场
实实在在的旷世灾难！当然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并非绝无仅有。按
照王蒙的说法，波尔布特应是比谁都最最“反世俗”，波尔布特们曾经把他们的
“无货币共产主义社会”幻想强加在千千万万人民头上并建立在百万颗白骨之上，
能说他不具有摆脱“世俗”的“伟大幻想”和“强烈激情”吗？可是，把自己的
疯狂的“激情”建立在大众的痛苦甚至灾难之上，那种“激情”愈是强烈，愈是
持久，大众的苦难则愈是深重！

　　按照王蒙的说法，“精英”们都在反对“世俗化”，但他们的“反世俗诉求”
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极其相悖的。怎么好把千差万别的“诉求”当作人
的内在实质的东西来一概而论呢？反对世俗的思想行为，如果给国家、民族、人
民带来灾难，那么所反对的“世俗”又是什么呢？也许正好是不该反的正确的东
西，我们几十年的历史恰好说明了这一点。那种“反对世俗”行为正好违背追求
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对于那种“浪漫”的“气质”和“情怀”又有什么好津津
乐道的呢？这些年来我们老说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那么在评论人和事的
时候可以不时时事事采用这个理性标准，而只注意到一个精英的所谓“浪漫的”、
“非世俗的”情怀吗？这种议论再多再深，也不能揭示这个巨变时代种种变化的
实质和给人们指引真实的前景和正确的奋斗方向。

　　文章显然认为“革命激情”是医治现实社会的“良方”。文章说，改革开放
使我们面对一个愈来愈世俗化的社会，物欲私欲都被解了禁，人欲横流。好像依
靠过去种下了的“革命激情”我们便可以防止化成港澳台、东南亚（先不说那些
地区和国度“一定”都比我们“道德沦丧”）。前几年，我听到一个中年教师在
一个大会上说，他要以实际行动“为党向资产阶级夺取学术阵地”。我想，这个
人够革命激情了吧，可他居然还在使用文革语言！我们实在太不放心让这类“革
命激情”再度来“解救”我们。阿们！